一座姓氏奇特的城市

徐　苏

　　镇江是个姓氏复杂和奇特的城市，在城市268万多人口中，有姓氏1072个，其中单姓1055个，复姓17个。在所有姓氏中，排名前20位的大姓王、张、陈、朱、李、刘、吴、徐、周、杨、孙、赵、蒋、黄、丁、戴、胡、许、马、潘，共有人口1429436人，占全市人口的53%。而与这20个大姓就占了全市一半多人口形成极大反差的是，镇江有504个姓，这些姓氏的人数却只有个位数。其中有264个姓是最“孤单”的，因为这264个姓就是264个人，他们在整个镇江地区也找不到一个“本家”。

　　尤其是镇江的复姓人数在整个江苏省的十几个城市中是最高的。南京虽然总数最高，有7045名，镇江是5717名，但如果按照人数比例来讲却没有镇江高。造成镇江姓氏复杂和复姓人口比例如此高的原因，和这个城市与历史上几次大的移民潮有关，可以说这个城市的起源与兴衰都与移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城市在移民中崛起

　　镇江位于长江下游的江南沿江地带，先秦时期处在江浙吴越文化的影响范围圈内，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密不可分。移民多则城市兴。从先秦到近代，北方移民南下的状况一直持续不断，在南北文化的互相交流与撞击中，不仅产生了特定的移民文化现象，使当地的区域文化现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也改变了当地人口中外来人口的构成比例，使这里的姓氏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当地的第一次移民潮发生在商末周初时期，来自西北的一支移民南下，把周文化带到了吴地，与这里的荆蛮文化结合产生了吴文化，镇江是吴文化最初的源头之一。

　　吴国的建立，人们通常认为是从“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开始的。包括《史记》在内的文献记载都是这样说的。由之而产生的吴文化，一般说来，它的内涵也是从商朝末年周太王之子泰伯、仲雍奔吴后开始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解释了泰伯和仲雍千里奔吴的原因，说他们是为了遵从父王的旨意，将继承权让给弟弟季历，然后再传位给季历的儿子昌。泰伯和仲雍为了避免纷争，放弃了王位，率领族人去了几千里以外的荆蛮之地。到了那里，他们与当地人一样断发纹身，刀耕火种，很快融为一体，打成了一片。他们还在当地推广教化，加速了文明的传播，显示了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促成了多种文化成分的融合，开辟了吴文化的先河。

　　吴国建立起后，吴君寿梦第四个儿子季札继承了先人的遗风，他贤明博学，多次推让王位，以美德著称于世。他被封延陵后，人称“延陵季子”。曾多次出使鲁、齐、郑等国，和睦各国之间的关系，表现了高度的政治、军事才能。所到之处，他还顺应习俗，把先进的周文化与土著文化结合起来，加快了江南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的转化。

吴国的兴起，促进了镇江这座城市的形成和发展。1954年在镇江丹徒烟墩山考古发现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宜侯矢簋，据其上铭文说，周康王察看了武王、成王伐商和东方之图，对原来的虞侯说，改封他到宜地为宜侯，赏赐给礼器、土地和人口，宜侯矢感谢王的恩典，称颂王之功德，因而作此宝器以纪念其父虞公。这一铜器铭文记载了西周分封制的事实和过程，并记述了西周开发江南（宜）的真实情况。如果镇江是宜的属地的话，这个城市的历史就有3000年之遥了。

　　镇江这座城市最早出现在史籍记载上的古地名叫朱方，距今也超过了2500年的历史。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45年）的记事之中：说当时齐国左相庆封逃亡到吴国，“吴句余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说明了当时的朱方已经是一个富裕的城市。后来又引发了楚国率领中原列国联军攻打朱方，活捉并处死庆封，这便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朱方之役”，以后不断围绕朱方的北伐南征更使朱方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出来。这里的北人与当地土著的交往就愈加频繁。特别是这些人口的迁播，自然也就带来了姓氏的增加。

姓氏在移民中巨增

　　第二次大的移民潮发生在六朝时期。因受战乱影响，迫使北方人民纷纷南迁，以躲避战乱。这次迁徙的持续时间长、规模大、范围广，形成了三大支流：一部分居于今的陕西、甘肃、山西的人民，当时被称为“秦雍流人”，一部分居于今河南、河北的人民，被称为“司豫流人”，一部分居于今山东、江苏、安徽的人民，被称为“青徐流人”，东晋以至南朝宋、齐、梁、陈政权的上层人物多出于这一支移民。

　　像我们徐姓的先人大量的移民涌入京口，也加入了这三支迁移大军之中，尤以第三支所谓“青徐流人”中的徐姓人最多。三国魏东莞（山东诸城县）人徐奕、广宁海西（河北涿郡）人徐宣都曾避难江东，东吴徐盛原为琅玡人，避居吴地后，成了吴国的名将；晋永嘉之乱时，东莞人徐澄之与同乡人臧琨率本家子弟和乡里族众一千多家南渡长江，定居于京口，成为当地的望族。

　　到了永嘉元年（307年）时，京口的侨寓人口超过了22万，几乎占到江苏侨寓人口的9/10，成为有名的侨民城。来自北方的移民及其后裔开始在京口城中唱起了主角，据谭其骧统计，《南史》列传中收录了728人，隶籍北方者506人，原籍南方者仅222人。在北方移民中，南徐州接受的移民最杂、最多，而汇聚的南朝杰出人才也最多，品质又最精。刘裕家在京口，萧道成、萧衍家在武进的南兰陵，皆属南徐州。萧子显评价南徐州时说：“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这样的解读还是有点道理的。那时侨居京口的人才算得上来自五湖四海。“今试以列传查之，则祖逖范阳逎人，刘穆之东莞莒人，檀道济高平金乡人，刘粹沛郡萧人，孟怀玉平昌安丘人，向靖河内山阳人，刘康祖彭城吕人，诸葛璩琅玡阳都人，关康之河东杨人，皆侨居京口。”这或许是京口姓氏众多的主要原因吧。

　　第三次大的移民潮发生在唐后期到宋金对峙的时期。大量的黄淮人口呈规模性的南下，使本地的人口姓氏更加的复杂。

　　来自河南上蔡的刁氏家族，占籍丹徒后繁衍生息，子孙相继登第，又家富于财，成为京口的望族。刁衎是族中的名人。他是南唐绍武节度刁彦能的儿子，担任过秘书郎、集贤校理等官职。他跟从李煜归宋后，受到太宗的重用，授太常寺太祝。真宗继位后，他担任兵部员外郎，参加了大型类书《册府元龟》的编修，书成，升为兵部郎中。刁约在族中也不同凡响。他是仁宗年间的进士，授馆阁校理。庆历初，他与欧阳修同知太常礼院，又都是集贤校理。当时的一班名流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人都尊重他，和他来往密切。

　　丹徒石城乡的陈氏家族，始祖陈延通居徽州，历4世后，其中的一支在宋末时从徽州的婺源，迁到了镇江横山一带的石城乡，成为迁润的始祖。清末民初有“江苏学者”之誉的陈庆年，即为横山陈氏之后。他曾应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担任湖北译书局总纂，并在两湖书院讲授史学。以后，湖南巡抚端方又聘他担任湖南全省学务处提调、湖南高等学堂监督等职。端方升两江总督后，他也跟着回到江苏，担任江楚编译局坐办、江南图书馆坐办等职。

　　在镇江明清科举中大出风头的丁氏家族，也是从外地迁来落户的。据《京江丁氏族谱》中的记载，这一族人的世祖，五代时从河南的清河，迁到祥符（今开封），他的孙子丁度是宋代仁宗朝廷中的重臣，官至参知政事，《宋史》有传。到了这一族人的七世祖丁素时，他随高宗渡江寓居金陵，死葬镇江。他的孙子丁煜在南宋后期权知镇江府事，因祖茔在镇江，离官后“遂卜宅城东而家焉”，成为丁氏镇江的始迁祖。其后丁氏支系衍增，族丁兴旺，子孙多以科举为业，中举和中进士的人不绝。以明清两朝为例，丁玑、丁瓒是明成化、正德年间的进士，丁绍周、丁立干、丁立瀛是清同治朝的进士。

大姓移民多群聚

　　王姓是镇江的第一大姓，拥有人口202818人。王氏之族最为繁盛的原因在于，如同《姓氏考略》所说：“大抵子孙以王者为后，号曰王氏。”是“天子之裔也”。天下王姓源出太原、琅琊二地望者比例最高，尤以姬姓之后播衍最广，成为最发达的一脉。

　　镇江的王氏分为两支，一支来自安徽，始祖太原，因避战乱随宋室南渡迁到了镇江东郊的下里湖，念及祖居地名苦竹港，于是把迁居地改名苦竹村，就是现在谏壁的新竹村。另外一支是从金坛塔山迁来，也是始祖太原，元时迁居泰州，后来又迁到镇江东郊的朱湾岗南，因念祖居塔山上元乡，遂定名上元村。

　　朱姓也是镇江的大姓之一，大多来自儒里的朱氏和丹阳后巷的朱氏。据儒里朱氏的宗谱记载，儒里朱氏的始祖叫亨三，他的父亲带领族人自湖州竹墩迁居镇江焦山一带，以后亨三的分支又“徙居润州之东，是为围里之始祖”。这里的“围里”， 其后因朱姓人口增多，开始称之朱家圩。到清康熙年间，朱氏子孙为了族中多出文人显贵者，又把此地改称“儒里”，取儒人之故里的意思，还修建了一座很不错的朱家祠堂，专门供奉朱熹这位朱姓中了不起的大文人。

　　镇江谏壁月河村朱氏“五经堂”的宗谱也对丹阳后巷朱氏一支的来历作了交代，自称后巷朱氏一支起源于南宋晚期，始祖是理学大师朱熹的五世孙文宽、文泰兄弟俩，落户于丹阳北据门外50里的后朱巷。

　　镇江萧氏除了六朝时就移民到这里，以后，还不断地补充移民，并形成了固定的聚居地。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一族的后人就是在南宋期间，移民到了镇江的丹徒，在长江边上安营扎寨，繁衍生息，于是有了萧家湾和萧家港。这支丹徒萧氏一族的始祖是萧汉杰，“精通韬略，兼全文武”，是宋理宗时的进士。官至建康路同知。能诗善文，著有《友山集》。到了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这支萧氏一族已经“人丁万余，各为分谱，以称巨族”。族中出了不少读书人，通过科举获取了功名。

　　从这些迁来镇江的家族后代修的宗谱中得知，他们在镇江落脚以后，很快都找到了既安全又土沃风淳的理想之地。如项氏宗谱记载：“项乔年南迁至京口，遍游四方，见郡南五十里之薛村，土沃泉甘，民安居。”解氏宗谱记载：“解寿辉南渡行进中见润东四十里之处，地僻，就住下不走了，并名其所住为葛村。”

　　丹徒东乡的葛村、丁岗、华墅，南乡的莱村，就是解氏、孙氏、殷氏及孔氏来此定居以后形成的。这些村庄，近千年保持一姓为主、村名不改的状态。随着这些姓氏的子孙繁昌，他们的后裔又一代一代地分迁到其他许多村庄。

稀有小姓有来历

　　公安部曾经发布过一项有关“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姓氏调查结果，其中明和时的姓氏人数在12万以上，其他都属于稀有姓氏，人数在12万以下。这10个姓，镇江就占了7个，其中海姓有35人；上姓有17人；生姓有87人；明姓有253人；月姓有1人；天姓有1人；时姓有1734人；只有涯姓、共姓和此姓的人，镇江没有。

　　全国姓环的人相当少，而镇江的环姓人口有180人。他集中居住在镇江的环家湾，形成了一个以环姓聚居的村落。清《光绪丹徒县志》中记载，环渊是丹徒环姓一支的老祖宗，“战国时丹徒属楚，今东乡山北港环姓，是其后也”。山北港，即圌山边的山北港。如此说来，环家湾的环氏历史长达2000余年。

　　巫姓在全国来说是个小姓，但它在镇江却有人口9302人，绝对不算稀有姓氏了。《风俗通》中说：“凡氏于事，巫、卜、匠、陶是。”说明巫姓来自于其所从事的职业。在隋朝末年，巫彦徽迁居句容，为后来镇江巫姓的开基始祖。

　　其他一些在全国算小姓的，镇江也有。有个姓六的，属于一个家族，有七人。据族人六定国说：“整个镇江地区就我一家姓六的。不少不熟悉我们的人都按普通话来念liù，其实我们这个姓应该念lù。不过我们祖上并不姓六，而是姓方。我们是明代大臣方孝孺的后代。”

　　他家里还有一本家谱，记录着他们这一支六姓的由来。说是明朝初期，方氏家族因族人明朝大儒方孝孺抗拒燕王朱棣称帝，而遭受到一次空前劫难，燕王朱棣诛杀了方孝孺，同时灭其十族(九族加上学生)。许多后裔族人被迫纷纷改姓，四散奔命。方孝孺的一支后人改姓“六”，因为“六”字是“方”字的减笔。

　　镇江还有姓神的一族，居住在镇江丹徒区谷阳镇东沟村一带。据神家人口碑及他族里的人忆述：他们的神姓来源于元代的蒙古族，明太祖推翻元朝后，被蒙古统治阶层长期压迫歧视的汉人里，有一些人为了泄愤，采取了过火报复行动，反过来大杀蒙古族人。有一家蒙古人，在劫乱中逃到丹徒南乡，躲在一座荒山的破庙神龛里，幸免于难。等到时局安定下来后，这家人认为是神灵庇佑了他们的性命。后来他们不敢用原来的蒙古姓氏，并遵从了明太祖“蒙古人、色目人在内地的，一律用汉姓”规定，改姓为“神”，取了 “神太一”的汉名，自称神农氏后代。传世至今，神家后裔繁衍600余年，已在定居的东沟村有了30代族史。

　　这些迁来的姓氏家族也有不同的原因。其中随同护驾来的有大港的赵氏、华墅的殷氏、丁岗的孙氏、开沙的徐氏、白兔山的颜氏、戴巷桥的戴氏、铜涵的谢氏、赤岸的贡氏、湾沟的孔氏；南宋初避乱来的有大山的吴氏、葛村的解氏、开沙的唐氏、上党的汤氏、铜涵的侯氏、薛村的项氏、开沙的陈氏；南宋初因战乱不能回原籍而卜居丹徒的有马墅的夏氏、谏壁的徐氏、张巷的张氏；南宋初避乱迁江南后又迁丹徒赤岸的王氏等。

复姓人口比例高

　　在全国的范围内，现存的复姓有81个，而镇江就存有18个。其中姓欧阳的有2572人，姓司马的有1413人，姓诸葛的有382人，姓端木的有285人，属于镇江复姓人数较多的。其他的复姓如上官、尉迟、宗政、申屠、仲孙、宇文、司徒、轩辕、令狐人数不多，只有几十人或几个人。

　　镇江复姓中人口最多的欧阳复姓出自姬姓。相传欧阳姓为禹王的后代。欧阳氏在越国灭亡后向北方迁移，后来又开始南下。先是到了浙江、江苏、山东，又自山东分散到江南各地，《路史》“欧条”上记载说：“越王无疆次子，封乌程余山之阳，后有欧氏、欧阳氏。”并提出欧阳一姓出自姬姓的观点。欧姓和欧阳氏一样，据说都是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的后裔。

　　仅次于欧阳复姓人数的司马复姓据史料的推测应在东晋时期、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不少北方世家大族率其家族、乡里、宾客、部曲渡江南下，镇江便是他们落脚的第一站。当时有一个叫司马睿的大臣，曾随着晋廷一支中心力量司马睿移镇江东，掀起向江南迁徙的狂潮。很可能他就是镇江的司马氏族的先人。到了元朝，又有了一批司马宗族的人移民镇江，他们来自淮南，在司马鸿基的带领下，迁到了镇江的属县丹阳，定居于横塘家下村，后来又叫司马村。到1948年时，这支司马氏已历22世，宗人遍及各地。司马族子孙在此代代相传。

　　有一些复姓，他们在镇江基本就是一个家族，如镇江复姓宇文的有20个人，其中19个人都来自一个家族。魏书《宇文莫槐传》云：“匈奴宇文莫槐出于远东塞外，其先南单于远属也，世为（鲜卑）东部大人。”说明了宇文氏出自匈奴，居住在（鲜卑）的东部一带。在晋时，宇文氏移民到了中原，后又延伸到了江南，在民族融合中逐渐成为了汉姓。

　　镇江复姓尉迟的也属于一个家族，共有3人，分别是儿子、父亲和姑姑。他们的户籍资料显示，其祖籍来自吉林。尉迟原来是鲜卑族部落的名号，后来把部落的名号作为部落内各家族的姓氏。另外，夏侯、巫马、呼延、第五这些复姓，镇江就只有一个人了。

（作者为镇江市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