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再年

      2019 年5 月9 日，台湾著名学者、台湾长庚大学教授黄宽重先生来镇江访问。

      黄先生长年致力于历史学及人文学之跨领域研究，尤专研究宋史，特偏重于南宋史，近年亦大力推动唐宋史学界跨朝代国际研究合作。先后发表百余篇论文，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南宋史研究论文。著有《南宋史研究集》等。

      南宋刘宰研究是目前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这次黄教授专程访向镇江，就是为南宋刘宰研究寻找补充史料, 寻找与刘宰相关的遗址、传说。因接待方外办和润州区政府的邀请，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的多名学者，在黄山南路粤海酒店的会议室参加了与黄教授的专题研讨。

      一、名垂青史是先贤

      刘宰(1166-1239)，镇江府金坛人。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 年) 进士, 授建康府江宁县尉,历真州司法，迁泰兴知县。

      刘宰具有过人的治理才干。在江宁尉任，他面对地方鬼神之风盛行，一派乌烟瘴气的现象，严令整治，捣毁了不在祀典范围滥建的淫祠84 所。为了澄清民智，他还亲自撰文公告, 批驳迷信, 揭露巫术的欺骗行径，申明凡能改邪为正，崇德辨惑者则过往不咎。责令保伍相互纠察, 有继续为巫或事鬼神者，一律严惩。那些从事巫术的人多改行当了农民。很快江宁地界巫风匿迹，风气为之一新。

      刘宰不畏权贵，有胆有识。他坚决反对将程朱道学作为“伪学”加以打击，不屈服于外戚韩侂冑制造的庆元党禁。庆元党禁是南宋政治和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程朱道学是这次事件的主要打击对象。朝廷下旨，凡州均有以出身委用人的权利，声称不属于伪学, 不读周敦颐、程颢等人所著之书的人才得考试。刘宰见旨叹着气说“平生所学的是什么? 头可断，这种事实不能向上汇报。”他始终没有上报那些不符合诏旨的人。

      无独有偶, 一贯主张抗金北伐的刘宰，对权相韩侂冑为巩固自己地位, 企图通过草草北伐博取“盖世功名”深表忧虑, 竭力陈说在准备尚不周全的情况下，轻率北伐无疑是“轻挑兵端, 为国深害”。不出所料，开禧年间发起的这次北伐终致失败, 以献出韩侂冑首级、岁币三十万，另付三百万两战争赔款才达成和约，得以维持原来的宋金边界。

      开禧北伐失败后, 默观其变的刘宰倍感仕途无望厌倦官场，于是在入浙东幕仓司干官任上不久便辞职退隐故里，结束了自己的官宦生涯。

      刘宰归隐乡里不是意志消沉，虚度时日，而是乐意慈善，以修德为要务。“某无田可耕, 某无庐可居, 某之子女长矣而未婚嫁，皆汲汲经理，如已实任其责。桥有病涉，路有险阻，虽巨役必捐资先倡而程其事。”“利于乡人者，无不为也。”［1］

      刘宰隐居长达三十年，其间设置义仓、创立义役, 功绩甚多, 尤以三次施粥济饥最为著名。那是在嘉定二年(1209 年), 金坛境内旱灾，引发饥荒，饥者啼于道。刘宰创办私人粥局，救济灾民。此后，在嘉定十七年(1226 年) 和绍定元年(1228 年) 又两次设立粥局，施粥给挨饿的灾民吃，从冬天到夏天，最多时，每天有一万多人吃他给的粥, 得以度命。刘宰私人办粥局赈饥，这在中国慈善史上是一大创举，其救济灾民之多, 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堪称中国民政史上首创。

      刘宰有《漫塘文集》三十六卷传于世。《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四• 别集类三• 漫塘文集提要云 ：“宰秉性恬淡, 平生无他嗜好, 于书靡所不读”,“所为文章，淳古质直，不事藻饰而自然明达”。

      嘉熙三年(1239 年)，刘宰去世, 乡人为之罢市临丧,“走送袂相属者五十里”, 朝廷嘉其节,赐谥“文清”。南宋名臣、学者袁甫作墓志铭赞誉刘宰“德虑周密, 才干精强, 坐之庙堂，可以跻世三代”。《宋史》卷四百一• 列传一百六十有《刘宰传》, 士人视刘宰为名贤，奉祀于县学先贤祠。

      二、有为镇江谱新篇

      刘宰先祖守节，在五代末宋初，由沧州景城徙居润州丹阳, 卒葬县郭草堰之东。高祖刘瞻曾仕将作监簿, 娶丹徒刁约堂弟刁缟之女。曾祖刘蘋为太学内舍生, 娶丹阳邵亢侄女。自曾祖及以上俱葬丹阳。祖父刘杞一支自丹阳始徙金坛。刘宰的父亲蒙庆与伯父嗣庆名气相当，手足情深, 皆以文行在乡执教。兄弟俩在辞世前约定，兄刘嗣庆归葬丹阳，与祖父母墓相邻; 弟刘蒙庆死葬金坛父母墓旁。刘宰先祖不论是先徙丹阳, 还是又徙金坛, 都在镇江府地域。刘宰及伯父刘嗣庆、父亲刘蒙庆的经历事迹，元《至顺镇江志》、明《隆庆丹阳县志》、清《乾隆丹阳县志》都有记录, 以刘宰的内容更为详细。

      刘宰与镇江的关联，可从修撰《京口耆旧传》说起。南宋宁宗嘉定年间，镇江府学教授卢宪奉知府史弥坚之命, 准备重修镇江府志。卢宪是台州天台人, 对镇江先贤知之不多，他便请博学多识, 熟悉前贤的刘宰为修镇江府志备办供给人物资料。刘宰“以奉命为宠，黽勉期年， 幸已就绪, 名曰《京口耆旧传》”。刘宰受命只是为修镇江府志提供人物资料，所以他专为镇江府下辖丹阳、丹徒、金坛三县搜访已殁名贤事迹，各为立传，汇集成书，但他并不把它作为专业书籍，也没有将它单独发行的意思，在为书起名《京口耆旧传》后，就没有写上自己的名字。

      《京口耆旧传》，被视为专著而加以传抄和刊印，今本系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出，馆臣将其析为9 卷。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京口耆旧传》提要云,“其体例全仿正史，与小说、杂记不备端末者有殊，诸传事迹，于史文时有异同，亦足以备考证”。

      数百年间，《京口耆旧传》，一直不撰著人名氏。时至近代，是镇江籍史学家、教育改革家和国家图书馆事业创建者陈庆年认为《京口耆旧传》与镇江人文关系极大，经过对宋刘宰《漫堂集》卷八《劄子• 回知镇江史侍郞弥坚( 二)》等相关史料详加考查，认定《京口耆旧传》为刘宰所撰，成书于嘉定八年。这结论后被学界认同。《京口耆旧传》是镇江乃至中国古籍文献库的宝贵资料, 为镇江的文脉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

      刘宰还撰写过一篇《韦昭本传》，记载着韦昭的生平事迹, 诉说韦昭得罪吴末帝孙皓, 下狱遭诛事件的始末，淋漓尽致地介绍韦昭的才华和高尚品格，表达了对韦昭的崇敬之情。

      据传刘宰写下的这篇传记还关联着一桩讼案。说的是丹阳延陵的九女墩, 是韦昭的归葬之地, 也是延陵韦氏的祖茔之地，其后裔子孙多埋葬于此。宋嘉定年间，延陵有一王姓豪强欲夷平韦氏祖茔，霸占九女墩这片土地, 由此引发诉讼, 告之县衙。刘宰闻讯非常气愤，向县令表示自己愿意出面处理此事。于是写了《韦昭本传》，由县衙委派差役去延陵张贴于韦昭裔孙韦晰家大门旁墙壁上，一时轰动延陵，豪门王氏见而生畏，只得打消圈地平坟的企图。嘉定己卯(1219 年) 夏日，韦氏后裔将这《韦昭本传》刻石成碑, 竖立于延陵韦昭祠前, 世称“昭公碑”。岁月沧桑, 明万历年后, 这通珍贵的昭公碑不知去向。所幸整篇碑记早已被韦氏族人抄录收存，后以“宋刘漫塘题刻延陵祠记”为目, 题为“刘漫塘撰吴侍中高陵亭侯韦昭公传”辑入《延陵韦氏家乘》刊印。

      刘宰还先后撰写《陈修撰祠堂记》《重修嘉贤庙十字碑亭记》《丁桥太霄观记》三篇记文， 后入编《漫塘文集》，又见载于清《乾隆丹阳县志》得以传世，丰富了镇江丹阳的文史资料，是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建桥利民是刘宰的又一功绩。元《至顺镇江志》记载, 丹阳县南三十五里的珥陵桥，县南四十五里的黄埝桥和左墓港上的左港桥，三桥皆是漫塘刘文清公所建。《至顺镇江志》还根据宋代名臣王遂所记，记载宋嘉熙丁酉(1237 年)，刘宰率众在丹阳县东漕渠上重建云阳桥。百姓感念刘宰的贤德，将旧名“清化”的云阳桥，改称“贤桥”。随着社会的进步, 城市的发展，贤桥横跨的“运艘连帆趁夜潮”的漕渠已成为丹阳主城区宽阔的城河路，桥虽不存，但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 使贤桥这一地名延用至今, 贤桥一带仍然是丹阳的繁华闹市。

      刘宰, 出身寒门，又不是高官显贵, 却能有传垂名青史, 这是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 努力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所致。他为官清廉，是能臣干吏，方正刚直，勤政为民。他是慈善家，仁厚慈悲，隐退济世，造福乡里。尤以能工善诗，著作传世得到后人的敬重，是从古城镇江走出的历史文化名人。

      注：［1］《宋史》卷四百一• 列传卷一百六十• 刘宰

（作者为丹阳市原文化局副局长、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