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峥嵘

      20 世纪80 年代，我国在沿海地区相继创办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几十年来，我国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经济特区这一现象，令全中国人民感到振奋， 也引起关注和思考。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曾设立与经济特区相似的侨置，《中国古代史纲》第六章有这样一段话 ：“东晋统治者……在侨人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置与侨人的籍贯同名的州、郡、县及其行政机构，叫做侨置，如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侨立徐州，江乘（今江苏句容）侨立琅琊与临沂县。”［1］北人南渡，史不绝书，侨置州郡县建制也大量涌现。查《辞海》，侨为寄居、客居之意，依此，侨县、郡即是寄居南方的北方行政建制，是东晋王朝政府为安置北方南渡的士族和平民专门设置的“特区”，而南徐就是这一政策的产物。其创建的过程是值得探究的。笔者旨在通过古代“经济特区”形成的原因、经过、作用等方面加以研究，以期窥见从中透露出的时代信息。

      一、古代“经济特区”产生的历史背景

      东晋王朝设置“经济特区”——侨县，有其多种原因 ：

      1. 为了逃避战乱，永嘉南渡。“司马炎以晋代魏，中国从三国分裂走上了南北统一，但是这统一局面只维持了短暂的30 多年，由于统治阶级穷奢极侈，生活十分糜烂，加之王室争权， 轮番攻杀，历史上有名的‘八王之乱’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八王混乱长达16 年之久”［1］，数十万生灵死于战火，生产停顿，灾荒发展，导致疫病流行，中原人民被迫流亡总数在百万以上。“自公元301 年起，流民不断起义，他们攻城略地，掠食以求活命。另一方面，西晋王朝的将吏豪酋也乘机举兵反晋，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羯、氏、羌、鲜卑等相继起兵，史称‘五胡乱华’。”［2“］ 当时的战争带有严重的民族仇杀性质，所以十分残酷。如匈奴人刘曜攻破洛阳时杀戮贵族、官僚、庶民三万余人，京师洛阳变为一片瓦砾。羯人石勒在东郡击败晋军，杀王公以下十余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晋朝的官民实在无法忍受, 纷纷南逃，人口达到数万之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嘉南渡’。”［1］

      2. 为了巩固政权，保持稳定。永嘉南渡及以后的一段时间中，“中原地区的人口南逃的极多，仅登录于官方户籍的就约有七十万人，还有相当的数量被控制在大地主手中，作为私家奴役的人口，未登于户籍。也有不少漂泊不定的人口，叫做‘浮浪人’，亦没有户籍。这些南渡的人口叫做侨人，侨人绝大多数是按照宗族、乡里相聚而居的，士族、地主往往是侨人的自然首领或主人。他们以拥有侨人作为自己的势力，例如东晋的开国皇帝元帝司马睿移镇建康（今南京），其琅琊封国（今山东临沂）内一千多家士族和平民随其过江。”［2］东晋名将祖逖是范阳遒（今河北涞水县北）人，士族家庭出身，曾做过职位不高的官吏。在西晋酋豪刘曜沦陷洛阳时，他率亲族邻里数百家南逃至泗口（今江苏淮安市北）。《晋书• 祖逖传》记载 ：“祖逖在南逃中‘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他被流民推为‘行主’。司马睿任命他为徐州刺史后又调他到京口，任军咨祭酒。”［1“］ 这些南渡的侨姓士族利用他们的政治地位或其势力压抑本地吴姓士族。而江南当地的士族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常常排斥侨姓士族，双方矛盾不断，于是东晋政府为了化解矛盾，妥善安排和控制侨人，并取得侨姓士大族的支持， 特采取侨置措施，设置侨郡、侨县。”［1］

      3. 为了发展生产，开荒种地。“东晋政府对侨郡、侨县的设置，圈有固定区域，划有限定边界，这些地域或属沿江滩涂，或属近山荒地，地广人稀，有利开发，这对东晋繁荣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

      二、古代“经济特区”成立及完善的过程

      自东晋永嘉初至义熙末年的前后110 年间，南渡士民有户籍可考的总数在70 万人以上， 约占当时西晋北方人口八分之一，占刘宋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这还不包括被豪宗、大族隐瞒庇护的部曲、佃客和奴仆的人数。在地域分布上，江苏最多，约26 万，安徽次之，约17 万。对如此众多的南渡士民，东晋政府处理得当，既解决了南渡士族和当地东吴士族的矛盾，又可使双方都成为支持皇室的力量。处理不当，则西晋流民暴动之殷鉴不远。东晋功臣王导等人不愧是大政治家，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向司马睿建议，在公元320 年，首先在建康附近设立怀德县，以安置从琅琊国一起渡江的一千多家士民。这一措施起了“广招徕”的作用。“北方倍受蹂躏的士民感到渡江能够找到避难所，纷纷南下。为此，公元335 年又在江乘县（相当于今南京栖霞区和江宁县的麒麟、汤山，句容的宝华等乡镇）设置南东海、南琅琊、南东平和南兰陵四个侨郡，以及临沂、阳都、即丘等侨县。今日毗连汤山镇的句容黄梅乡尚有琅琊界这个村名。”［2］其后，“随着南渡士民大量增加，又在建康周围（即今江宁范围内）增设魏郡、广川、高阳、堂邑等侨郡和肥乡、元城、广川、北新城、博陆和堂邑等侨县，并将怀德县改为费县（大约山东费县士民居多）。刘裕收复青、徐等州后，曾在原州、郡名前加一“北”字，与侨州、郡相区别，如北兖州（治今河南滑县）。刘裕代晋后，又取消“北”字，恢复旧名，而另在侨州、郡名前加一“南”字，如南徐州（治今江苏镇江）。”［1］其后的数十年，南渡士民仍陆续到达，侨郡、侨县也随之不断增加。在如今江苏的武进、丹徒、宜兴、扬州和淮阴，以及浙东、皖南、赣北等地也有过设置，而以江苏为最多。据《宋书• 州郡志》记载 ：今江苏境内计置侨郡23，侨县75。［3］

      三、古代“经济特区”建立时的优惠政策

      东晋政府除给南渡士民划定“特区”，令其从事耕垦，生产自救外，在政治和经济上还给予一系列的优待政策。

      1. 故土旧名。南渡士民虽逃出了断垣残壁的故土，建立了相对安定的新国家，但“人伫鸿雁之歌，土蓄怀本之念”，东晋政府重视他们的乡土观念，所划侨郡、侨县仍沿用故土旧名， 使同邑同里的邻里宗党聚居集处，使他们在心理上能亲近融合，在政治上可凝聚成恢复故土的力量。如北伐名将祖逖避难京口，为廓清中原，他率本邑的宗族、部曲和乡人一百多家北上抗敌，进军中原。谢玄在淝水之战中打败前秦苻坚的中坚力量也是南渡士民组建的“北府兵”。

      2.“优复”政策。东晋和西晋一样，对编户（载入户籍的户口）征收繁重的赋税。丁税户调（即人口税）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 ；田课（田税）五石。备有黄籍（黄纸写的簿册），按籍征收。对居于侨县境内的南渡士民则另立白籍（白纸写的簿册），丁税和田课都给“优复”，即一律豁免。种田不交皇粮，可算特别优待。

      3. 优先的选官制度。自曹魏建立“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各郡县的士族固定划分九等（九品），上品（上等）任大官，下品（下等）只能当小吏。朝廷备有档案《百家谱》，用人时，只需按籍贯查谱系，点名任职。侨州、侨郡、侨县的设置，东晋王朝用人时有旧案《百家谱》可稽，南渡士族中原列为上品的仍可任大官。“据史学家统计，东晋一代二品以上的大官多为北人。如尚书令：北人（南渡士族）22 人，南人（土著士族）4 人；仆射：北人31 人，南人10 人；中书监令：北人20 人，南人无 ；侍中 ：北人55 人，南人17 人 ；吏部尚书 ：北人24 人，南人5 人。五类合计 ： 北人占80% 以上。”［2］

      四、古代“经济特区”建立的作用和意义

      东晋侨置的州、郡、县自公元320 年开始，至刘裕于公元413 年严厉推行“土断”而完全取消，基本上与东晋政权相始终，但侨置州、郡、县这一措施在历史上有很大作用 ：

      1. 支撑政权。司马睿刚到建康时，“威名未著”，江南士族不予理睬。王导（南渡的临沂士族）向司马睿出谋，以观看建康士民“修禊”活动为名，轿前摆出盛大的仪仗队列，王导、王敦等南渡人物策马追随左右，特意显示司马睿尊贵与威严。这才引起江南宗大族的注意，当日即有纪瞻、顾荣等名士拜见于道旁，随后他们又推荐许多江南名士给司马睿任用。从此“吴（吴郡）会（会稽）风靡，百姓归心”。纵观东晋朝中的辅佐重臣如王导、庾亮、恒温、谢安，北伐名将如祖逖、殷浩、谢玄，和在淝水之战中取得重大胜利的“北府兵”，都是南渡的士族和平民。正是他们“思复旧井”的故土之恋，激发出保卫东晋政权的力量，使东晋疆土大体上能保持在秦岭、汉水、淮河一线。

      2. 发展生产。南渡士民大力改变江南地区“火耕水薅”的生产方法。首先，大修水利。灌溉工程如东晋初年陈敏（南渡晋将）在今丹阳县练湖周围修筑练塘40 里，溉田数百顷 ；另有人修筑新丰塘，溉田八百顷 ；从江宁的方山至建康的石头津的秦淮河两岸，修筑了倪塘、赤山塘、缘淮塘等一系列工程。在江（长江）河（秦淮河）湖（太湖）海（东海）浅滩低地修筑排水工程，筑堤排水，围以为田，种植水稻。近湖垦地名湖田，近江河垦地名围田（或圩田），圩（围） 田之名，流传至今。当时仅江宁胡熟一带有圩（围）田千顷。

      东晋还推广孙吴提倡的“耦耕法”（二牛拉一犁），推广施用粪肥。这时运粪积肥已有专业的人从事。如宋武帝刘裕的功臣到彦之曾以挑粪为业。东晋政府还以行政手段在南方推广种麦，使麦成为南方人的重要食粮。水稻栽培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曾出现过“三熟之稻”，还有“八熟之蚕”。其他如造纸、制瓷、丝织和粮食加工机械等，都有显著的发展。

      3. 繁荣经济。以建康为中心，东到方山脚，西抵石头城，南逾石子岗，北到大江滨，在东西南北各40 里范围里，刘宋初年居民达28 万户，人口超过一百万。“自东晋至陈，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淮水以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各备官司。”秦淮河沿岸和入江的河口处经常停泊成千上万的船舶。万人的大船队北航辽东，南达海南岛，东抵台湾，西上湘川。故建康城百货云集，成为当时最繁荣的都市。东晋末年一次风灾，仅石头津就损毁商船万艘，由此可以推知其繁荣程度。

      4. 发展文化“。南渡士民不仅开发了南方的广阔荒地，还招致了居于太湖水乡的吴人，藏 于深山老林的山越，游移于江（长江）河（黄河）之间的南蛮，泯灭彼此的文化差异和传统隔阂， 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融合，从而奠定了“六朝文化”的基础，并产生了如天文学家虞喜，化学和医学家葛洪，文学家陶渊明，画家顾恺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等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2］

      五、古代“经济特区”的结局

      永嘉南渡及以后的一段时间中，由于东晋政府采取侨置的办法，设立了经济特区，这对当时巩固政权、发展生产、招徕北人和鼓励登录流人于户籍，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封建王朝的性质、封建统治者贪婪的本质，决定了建立经济特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

      1. 版图混乱。侨置的设立，本来是以侨人的籍贯相同为原则 ；可是北人南来，都是流民性质，同一时期，往往聚有北方几个郡县的侨人。于是侨置郡县林立，“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即使在侨置中，也并不全是侨人，如南徐州（今江苏镇江）境内，全部人口为42 万余人， 其中侨人约为22 万余人，其余20 万为土著。许多原有郡县内也有或多或少的侨人散处。又由于侨人居处并不很固定，经常流动，致使侨置郡县也常改变。

      2. 影响财政。“侨置郡县或侨人是不征租税徭役的。士族地主们乘机广占田地，大量隐瞒户口，时间已久，这就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徭役的征调。”［1］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消除弊端，晋成帝（326—342）时实行了“土断”政策，就是废除侨置，取消经济特区，将侨人的户口编入所在郡县的办法。但由于土断政策触动豪宗士族的利益，所以推行起来十分困难。晋成帝虽然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收效不大。“晋哀帝兴宁二年（364 年） 三月庚戌，又大规模地实行‘土断’，史称‘庚戌土断’，土断由晋明帝之婿桓温主持，严厉清查户口，对隐匿户口的豪族地主也给予惩处。这次土断取得了一些成果，国家控制的户口大量增加，赋税收入也增多了。”［1］直到南宋皇帝刘裕掌握了东晋军政大权之后，用极端手段杀了藏匿亡命（未登入黄籍的人口）千人的会稽大姓虞亮，这才“豪强肃然，远近知禁”。［1］自此，东晋建立的特区遂退出历史舞台而告消失。

      中国古代“经济特区”的建立为国内外各界人士所瞩目，引起了理论界、经济界的重视和研究，本人也是初次接触这一课题，借这个机会学点知识，与各位专家，学者作一研讨，对自己也是一次提高，同时希望对我国的对外开放、经济建设起点作用。

      注释 ：

      ［1］张传玺主编 ：《中国古代史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5 月版。

      ［2］李久葆 ：《古代的特区——侨县》《江宁春秋》第12 辑1995 年10 月版。

      ［3］沈约撰 ：《宋书• 诸志总序》《宋书• 州郡志》。

（作者为镇江西津渡文化旅游公司原文史办主任、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