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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授抗战胜利勋章的三位镇江人
文章来源:历史文化研究会 添加时间:2026-08-03 阅读数:
获授抗战胜利勋章的三位镇江人
杨中顺 王荣 王抒滟
1945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布《颁给胜利勋章条例》,1946年1月8日修正为《颁给胜利勋奖章条例》。抗战胜利勋章是中华民国的一种勋章,颁发给对抗日战争时期有功的文武官员和社会贤达人士。
《国民政府公报》1945年10月10日刊发了荣获勋章名单(前20次令)共计735人。在这份名单中,有三名镇江人获得抗战胜利勋章,分别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冷遹,国立复兴贸易公司董事长陈光甫,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
冷遹(1882—1959),字御秋,江苏丹徒人,政治活动家,民建先驱,“镇江三老”“职教社四老”之一。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受中将军衔和文虎勋章。参加“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任护法军政府总参议兼代理内政部长、江苏全省水陆警备总司令、镇江商会主席、国民参政员等职。1945年7月访问延安。解放后,曾任华东水利部部长、江苏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卢沟桥事变”爆发,冷遹任镇江县民众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协调各方关系,接待过境抗战部队,协助构筑防御工事,接送和慰问伤病兵员,协助维护地方治安,动员工商界购买报国公债,查防汉奸,运送外地难民和物资过境,开展抗战宣传,主持发行《救亡文摘》,有力支援了前线抗日将士。1937年8月,冷遹、陆小波、严惠宇等人在镇江南门外都天庙集会,宣誓坚决抗日,有力地鼓舞了镇江人民的抗日斗志。镇江沦陷前,冷遹主持物资沿江西迁,利用商会中的轮船公司,将蚕种近20万张、显微镜多架转运到重庆;协助镇江、高资、桥头等处蚕种场部分技术人员分批乘轮西撤。这批蚕桑技术人员及蚕种在发展四川蚕桑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秋冬间,冷遹、黄炎培、江问渔在武汉成立“江苏省失业青年救济委员会”。1938年春夏间,组织成立“江苏省青年战地服务团”和”江苏省失业失学青年工读服务团”,救济江苏流亡青年,号召青年学生努力学习和掌握军事知识、脚踏实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冷遹与黄炎培、江问渔还在武汉成立十多个难民收容所,收容了数万难民;在湖南成立“江苏省纺织工业委员会”,开办难民纺织工厂。1938年2月,冷遹、黄炎培一起向蒋介石面陈发动民众的意见。3月,冷遹、黄炎培、江恒源到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署访问了李宗仁。时值台儿庄战役前夕,他们三人与李宗仁长谈,并提交了一份第五战区动员民众抗日的意见书。12月,与张群、周恩来、江问渔等一起讨论抗战动员问题。1939年1月,冷遹、张澜、黄炎培等人联合发表宣言,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罪行。其间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常来往来,共商时局,由衷拥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3月,冷遹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初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加强国内团结”等,并积极组织成员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11月,冷遹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提出《整饬禁政,肃清烟毒,以利抗战建国案》。1944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冷遹支持林伯渠代表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团结抗日。1945年1月,与黄炎培等六十余人联合发表《时局献言》,要求国民党与各党派切实合作挽救危局。7月1日—5日,冷遹、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
赵棣华(1895—1950),别名同连,江苏镇江人。美国西北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央大学教授,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1931年任国民政府主计处主计官兼会计局副局长、局长。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江苏省农民银行总经理,1935年委为江苏银行董事长。1940年任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1942年任交通银行代总经理,1945年升任总经理。曾任上海市参议员、中央合作金库常务理事、大中银行董事长、全国银行联合会主席,并在多家企业和报社、出版社兼职。解放初随交行赴台。1950年去世。
1933年,赵棣华被任命为江苏省财政厅厅长,并兼任江苏省农民银行总经理。在任省财政厅厅长期间,他发起成立了江苏农村金融委员会,在全省普遍推行成立农村合作社,筹建农业仓库,并办理抵押、保管、加工、运输等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业务。他在江苏省农民银行总经理时,把农行办得有声有色,发展迅速,江苏各县都设立了农行分行,全省有80多家分行,重要乡镇均设立了办事处。
1940年,赵棣华受命筹建并主持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他从战时需要出发,提出并推行“调整生产,促进贸易,储备物资,加强运输,调节金融,严密缉私”的经济工作纲要,并组建了贸易委员会、合作委员会、五省(苏、皖、赣、浙、闽)通汇处、水陆联运处等机构,保证了战区经济的发展和军粮供应、金融稳定,为国家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42年,赵棣华任交通银行代总经理。到任后,他注意调查研究工作,重点设计战时和战后如何发展交通及其他工业,从抗日大局出发,制定了“增加生产、发展工业、保障人民生活”的办行方针,发展战时后方经济,支持全民抗战。面向全国广罗专家,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业务,支持后方工商农业发展。为保证后方工业装备购置,他组织推出了工厂购置机器专项基金保值存款业务,约定凡接受这一业务的企业,交行将保证给予相应的生产贷款资金。这项业务的推行,为以后迁川工厂迅速恢复发展生产,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民生方面,为保证战时生活物资供应,他以交行信托部出面,投资组建企业公司,将川盐运到湘、鄂、滇、黔等缺盐的省份,然后将这些省份的土产运回四川,使得大后方的人民生活必需品互通有无,保障供应。抗战胜利前后,交行不仅扶助工农商企业,还支持发展广播新闻事业, 借以宣传抗战,鼓舞全国人民士气。当时全国由交行直接或间接扶助的广播电台有二百多家,新闻报纸有三百多家。在那个举步维艰的危难时期,赵棣华主持交行不仅全力服务国家抗日事业,而且自身业务也得到迅速发展。
陈光甫(1881—1976),中国银行家、中国近代旅游业创始人。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字光甫,以字行世。江苏镇江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毕业。改组或创设了江苏银行、上海储蓄银行、中国旅行社。1927年后,曾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政府委员、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立复兴贸易公司董事长,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1947年任国民政府委员。1949年赴香港,1954年定居台湾,1976年卒于台北。
1937年6月,上海银行事业达到了顶峰:全行放款投资达到1.8亿多元,汇款总额达到3.1亿元,职工有2700多人,排在全国民营银行首位。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后,陈光甫迅速参与发起“上海地方维持会”,并一反远离官场的态度,出任全国战时“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和全国“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全力投入抗战。
1938年9月,陈光甫临危受命,飞往太平洋彼岸,开始了向美国借款抗战之旅。临行前,身在昆明的陈光甫认真分析了美国当时处于中立的时局态度,认为以国家信用借款的可能性极小,只有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运作,才有可能取得美国银行的借款。陈光甫对可以用作贷款的抵押品进行了详细筛选,最终选定了当时美国需要的军用物资大锡和桐油作为抵押品,力争拿到美国贷款。抵达美国后,陈光甫便正式开始与美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谈判。陈光甫以其娴熟的金融专业知识向摩根索提出了一个美国政府可能接受的方案:中国在国内设立复兴商业公司负责收购桐油、大锡,在美国成立世界贸易公司作为贷款主体,负责办理借款手续并代售桐油、大锡,售得的款项用于归还美国银行贷款。这两家公司的董事长均由陈光甫一人兼任。这一方案获得了美方的肯定。罗斯福总统于1938年11月30日批准了借款;1938年12月30日,中国复兴商业公司与纽约世界贸易公司签订《购售桐油合同》,规定中国复兴商业公司在5年内(1939年-1943年)向纽约贸易公司交售桐油22万吨,而贸易公司则在同期内为商业公司代购载重汽车1000辆;1939年2月8日,美国进出口银行与世界贸易公司修订《桐油借款合同》,规定银行在1939年6月底前拨给贸易公司2500万美元的商业贷款。“桐油借款”是抗战初期美国政府援助中国的一笔借款,是用中国国内的产品为抵押得到的第一笔借款,借款主要是用来修缮中国获取外援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和购买运输用的卡车,更重要的是打开了美国财政支援的大门,在抗战史上的意义非比寻常。因中国缺乏司机,爱国华侨陈嘉庚主动招募3000名南洋机工来驾驶这些汽车,往返于滇缅公路运输线上。
陈光甫与富滇新银行行长缪云台关系甚密,当陈光甫从缪云台口中得知云南个旧生产优质大锡,又发现美国“需锡甚殷”,急用于制造军火,便与胡适一道,多次游说美国总统罗斯福,趁机恳请罗斯福总统给中国的抗战“再打一剂强心针,再作二次之借款”。终于,罗斯福批准中国用大锡作为还款抵押,1940年4月20日在华盛顿签订《华锡借款合约》,美国进出口银行对华提供2000万美元借款,史称“滇锡贷款”。
“桐油贷款”“滇锡贷款”打开了一条依靠国际金融助力抗战的通道。抗日战争中,陈光甫以私人银行家的身份代表中国几度赴美谈判,与美国政府达成了桐油贷款、滇锡贷款等重要美援协定,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功绩也永远闪耀在抗日战争史和中国金融史上。
(作者:杨中顺为镇江三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执行监事;王荣为冷遹纪念馆文史研究室主任;王抒滟为镇江经开区实验小学二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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