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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科募设救生船： 一幅善士聚义京口救生的恢弘画卷
文章来源：历史文化研究会 添加时间：2025-11-28 阅读数：
李长科募设救生船：
一幅善士聚义京口救生的恢弘画卷
祝瑞洪
拙著《中国古代长江救生源流考》引用《丹徒县志》等有关史料推论，明崇祯中李长科创设 玉山避 风馆和救生船大约是在1630 年前后。但由于缺少史料，具体 时 间 节点 和 参 与 者 ，皆语焉 不详 ，留有 遗 憾。近读《京江晚 报》邱隆洪先 生《李长科行善创建避风馆》一文，从李 长科诗词《谢淮海兵宪张云斋先生》诗序言线索，揭示 避 风馆创 设 于 崇 祯 六 年至十年间(1633- 1637)的结论 这 是 关于京 口救生历史研究的一大成果。本文结合邱文的研究成果和引用文献，以及一些新搜集的史料，进一步整合明崇祯年间关于京口救生的历史碎片，揭示出其中的时间逻辑和历史顺序，使得李长科创避风馆、募救生船善举的细节更加丰富。我们认为，兴化李长科在崇祯七、八年间创设玉山避风馆，其后得 到 扬 州 盐商闵世璋、方如埏等捐设 救生船，昆山 善 士募 集善 款 ，并于 崇 祯 十年延请远尘和尚监造救生船，并共 订救生章程 ，委托寺僧经管避风馆救生事业。这一结论可以弥补拙著的不足。
一、李长科创设避风馆在崇祯七至九年(1634-1636)间
李长科，改名盘 ，字小 有 ，约1590- 1657 (明万历十八年—清顺治十四年）。他是李春芳的曾孙。明崇祯中他在西津渡建避风馆 ，设救生船 ，利济 渡江行旅，是他最富传奇色彩的事迹之 一 。
清《康熙丹徒县志》载：
崇祯中，兴化 李长科悯凤涛溺人，即 山 下建避风馆，僧 长 镜 主之 。长 镜 没 ，其徒达己更为建造，楼阁宏敞，往来江上者得憩息待渡。又募造枚生船十，拯溺论生死，殊其赏，利济甚众。
昭阳，是兴化的古名。从史料记载看，李长科在崇祯中创设的避风馆先是由寺僧长镜管 理；长镜 去 世后 ，他的徒弟达已继续管理并扩大了避风馆的规模，“楼阁宏敞 " ; 李长科又“募造救生船 十只“用于救生，并订 立赏 号 章 程。但是 ，史志未 载其详 情，留下了关于建 造避风馆的具体时间 募造救生船的具体 情形等诸多谜团。
李长科《谢淮海兵宪张云斋先生》诗自序说：
云斋作令丹徒，极蒙青盼。余膺旌命，自云斋始之。建避风馆，行种种功德事，皆藉其玉成。 丙子入觐，遭意外风波，致罹诏狱，余亦几不免，实同患难焉。别去八年，今相晤，欢然道故，诗 以谢之。
从《谢淮海兵宪张云斋先生》诗序及诗句中的时间信息可以准确推测，这首诗写作时间， 当在顺治二年(1645 )。张云斋(1595—1 661 ?) , 字文光，崇祯元年进士，六年癸酉(1633 ) 中接替石确知丹徒 ，崇祯九年丙子(1636 )入觐，授淮海监军道，加太仆寺少卿，后罹诏狱。这里“别去八年”，当从崇祯十年(1637 )起算，即张云斋”罹诏狱”之后，到顺治二年(1645 ) , 张文光任钱塘知县，已从明”循吏”成为“清卿＂（诗中首旬即“今为清卿昔循吏"),才又与羁旅困顿中的李长科相见。从序中可以看出，李长科与张文光交好，避风馆是其根据张文光的提议即“膺旌命” 而作，并且得到张文光的支持，“种种功德事，皆藉其玉成“。
崇祯六年下半年，张文光刚刚上任，李长科第六次进京赶考，但依旧秋闱失意，＂铩羽南 还"; 紧接着又因为其弟李乔事再赴京斡旋，至冬天才返还，可见六年下半年不可能有时间建造避风馆。
崇祯九年，张文光入觐任淮海兵宪；李长科亦再次赶考，落榜后盘桓京中直至年关，作《丙子除夕予将南归》、又作《丁丑元旦》诗述说万端归愁：＂牵人梦想归南国，送岁冰霜倦北方。”“客计飘摇似转蓬，谁怜岁使即愁中？”这证明九年下半年亦无可能建造避风馆。崇祯十年，福建晋 江陈顼接任丹徒县令。由此，李长科”膺旌命”即按照张文广的嘱托筹建避风馆的时间，当在崇 祯七、八年至九年(1634- 1636)上半年间。因为避风馆竣工时，李长科诚邀张文光“江头小集", 有《避风馆落成邀张云斋明府、吴渊如、孙仲仙江头小集》二首诗为证，李长科描述了避风馆落 成之后的喜悦心情和感恩之心：“南北由来苦济川，飘风何日始恬然。因开小筑千秋业，为了浮 生一宿缘”“喜看新筑集卿云”“衔恩无地不倘祥勹但是两首诗皆无确切时间记载，但此诗称张 文光为明府，张文光尚在丹徒县任 上，因此《江头小集》最迟作千崇祯九 年(1636 ) 上 半年。
钱谦益《有学集》卷四、卷五是绛云楼遭火后遗 稿编为《绛云余炵集》上下两卷，第四卷有《京口渡江有寄》、第五卷有《题京口避风馆诗为淮南李小有作》绝旬八首，按虔山丁氏藏本《钱谦益年谱》，崇祯六年正月始居丧，至八年才作诗；随后即遭狱数年，不可能作京门诗；辛巳长至日（崇祯十四年冬至）钱谦益泊舟京口，但是李长科此时在广西怀集任上，应该也不会为之作诗。又以两人入清以后的境遇，亦应少有交集。因此，钱谦益避风馆诗具体作于 何时虽然难以确认，但在崇祯八年的可能性极大。结合上文对李长科张文光交集的分析，应该 可以推定避风馆大约建成于崇祯八年。
二、李长科昆山议造救生船在崇祯十年(1637)秋七月《丹徒县志》说李长科募救生船十只用于江上救生。但是李长科向谁募造的呢？志书语 焉不详。崇祯九年科举再度失意的李长科，心境慢慢平复、散淡。他在诗集《水云飘·自序》中写 道：
唐人云”失路渐惊心计错，逢僧更念此生劳。”又云”误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渔樵计已迟。” 错则真错，误则真误，迟则未迟也。从此焚笔琢砚，作云水散人，岂朱衣无分，荷衣亦无分耶？ 因简筐中诸咏，题曰《水云狐》。……今而后谢凤云之想，治水云之装，谓我为渔，可谓我为樵， 可谓我为有发僧，可任一狐之所适也。
以这样一种散淡 的心境，崇 祯 十年丁开(1637 ) , 李长科开始云游四方。盂秋七月，李长科游抵鹿城（昆 山 ），访 问 了 诸多昆 山故 朋 新 友、社会名流，如 朱 方黯 、沈千1几 顾端 木 ，以 及昆 山政 要徐锡予 、叶 腥仙等人，饮酒 听 琴、风雅小集，诗飘 交 错 、募缘化斋 。- s ,在魏子韶家中素斋雅集，数位昆山“精心内教协愿广仁者，欲造救生船于京江”，于是有了长江水上救生史上一 次极为重要的集会，李长科以《集魏子韶斋中议造渡生船，诗以志喜》（以下简称《集魏子韶斋中》）为题记录了这一高光时刻，这也是李长科诗集中唯一一首记录议造救生船情况的诗：
子韶暨诸于如、曹心求、叶永修、朱尔凝、顾提明、张鸿一，皆鹿城之精心内教、协愿广仁 者，欲造救生船于京江，特延远尘开士为之主持。从琼波蛟浪中津梁覆溺，宇内吉祥善事无加 于此。远尘向住石觯，露坐三栽，凤雨弗迷，愿至力随，鱼腹当无邧垄矣。是会也，馔同伊蒲（素 斋）。主者储酵饷客。自远尘而外，觥觯杂行，极量才止。昔渊明入莲社，请许饮酒。今日远公再 来，既醉不妨禅此古刹林褪不受暑，策杖薄游慰逆旅。会有知己时提携，倾盖论交可尔汝。松参梵颂声谡谡，象教方兴在同侣。伊蒲列座出素盘，玉沥逃禅迷处所。君辈自是题柱客，愍渡一苇叹无策。造舟为梁稳济人，森森长江不盈尺。冯夷息浪蛟龙远，驾海驱石鬼神翼。沟哉广仁吾党事，感至诸天永弗隔。迥薄万古奇怀见，洗盏痛饮谐终訰。
霞色渐引（按疑为“隐,,)凉月高，石面湖光净如练。 不醉无归兴逾浓，含情惜别各西东。
问法冲襟无一物，夜静息机何处钟。这首诗特别是诗序，信息量很大。
首先，议造救生船的善义之士，有李长科、魏子韶贞诸千如［曹心求』叶永修凡动墙闭顾隄明、张鸿一、远尘开士等九人，这些人都是“协愿广仁者，欲造救生船千京江”的善士。他们在昆 山集会，召集人为李长科，参与者均为议造救生船的善义之士。通过这次集会，李长科应该是 得到了昆山善士捐助的善款，所以延聘高僧远尘主办督造救生船。
其次，议造救生船时间在崇祯十年(1637)丁丑秋七月。虽然这首诗并没有明确写作时间， 但李长科诗集《水云飘》中的诗词，均写于丁丑至戊寅年初，而且载此诗之前的数首诗词，有《丁丑孟秋抵鹿城宿顾端木园亭，月下对酌道怀》《赴叶牖仙明府酌，同顾端木饮舟中》《徐锡予 太史斋中夜集》《留朱方黯、沈千初、顾端木小饮听琴》《集朱方黯蕉雨轩》。诸诗涉及之人皆昆 山名流政要，如顾咸正，字端木，昆山人，崇祯癸酉举人，与李长科属同年，十三年以副榜除延安府推官；朱汉徵，字方黯，昆山人，与李长科、潘一桂等人登临唱和，名扬江淮间。以此推断，《集魏子韶斋中》这首诗即写于李长科丁丑孟秋七月客游昆山雅集魏子韶斋中之时。
其三，李长科《京江昹》诗集汇编他在京口所做的诗词，其中有《避风馆二首》《避风馆落成邀张云斋明府、吴渊如、孙仲仙江头小集》诗，但没有涉及造救生船诗。李长科将《集魏子韶斋中》诗选编在《水云颗》集中，也间接说明该诗不是写于镇江，而是写于昆山，当然议造救生船的事也是发生在昆山魏子韶斋中。魏肇鲁，字子韶，法名大参，昆山人，是当地颇具名望的一位佛教徒。崇祯年间曾耗费十年( 1628- 1637) 时间，延请名匠，主持刻制了67000多字《楞严经》。这原本是《房山石经》的一部分，由于明末战乱未及北运，现藏于苏州司徒庙。李长科此次游昆山曾寓居其家。因而可见“水云颗”之飘，即“可谓我为有发僧，可任一飘之所适也”的意义，不 仅仅是“一飘饮、一笚食”，清苦伊蒲，更含有募集、化缘之意。
关于远尘和尚，《金山志》未见明确记载，李长科说他在石筛山坐禅三年。此时昆山善士“欲造救生船，特延远尘开士为之主持“。远尘应该是某位得道高偕，他受托主持监造了救生 船。而其管理者，依据《丹徒县志》记载，是报恩寺的和尚长镜、达已。达已扩建了避风馆，“楼阁宏敞”。此外，瓜汃,,后来也增建了避风馆。顺治十年(1 653) 谈迁北游，不仅看到了玉山避风馆，“至西津渡，瓜汃,,直其北，玉山据江骨立。江水汤汤，不风而怒。玉山寺之门一曰避风馆，瓜洲馆亦如之。”这就说明，顺治十年避风馆已经在瓜洲设立分支机构，即瓜洲避风馆，统一管理江上救生活动。
由李长科募设、远尘和尚建造，僧长镜、达已等管理的十只救生船，分别停泊在西津渡、金山、瓜洲三处，这些救生船，是红船。因为据《高邮州志》记载，顺治初年，高邮士绅就仿江口红 船造二只救生船在高邮湖开展救生活动。
三、李长科募设应该包含扬州盐商创设的救生船
以李长科募造救生船十只而言，不仅仅依靠昆山善士捐助，应该包括扬州盐商闵世璋“五君子“创设的瓜沙队金山救生船，方如埏设置的避风馆救生船。
魏叔子《善德记闻录一为闵象南作》记载闵世璋（字象南）、吴自亮、程休如、吴道行、汪子任等徽商＇五君子“创设金山、瓜洲救生船：
大江数千里，折而至京口。岸最寥阔，又势将趋海。金山中峙，波涛激驶，往往覆舟。象南岁 俄渡江船数抽于金山，厚直募善驾者，遇舟覆则飞桨救之。又虑舟子贪他利不及事，乃与吴君 孟明、程君休如、汪君子任、吴君道行等，更立条约，凡渔船皆得救人，得生者酬以一金，死者十 分之六。别为埋葬费，京口、瓜洲各养僧主其事。2
《嘉庆两淮描法志》记载：淮商吴自牧设救生船于金山，又雇渔舟协助救生；方如埏设救生船于避凤馆，悬赏格，每救一活人，奖银一两，获死亡者给一半，并营建墓地一区，安葬遇难者。……救生船故事，后所设立，盖仿于此。
这两件事其时间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却把明末清初的大江救生船创设之功，归之于扬州盐商。但这只是一方面。
闵世璋，安 徽 歙县 人 ，大 约生 于 万 历 三 十三年 (1605) 。九岁 即 因孤贫不能读书，后 到扬州为同乡东家当会计”掌计簿"'不久自立门户经营盐业，成为巨富，即退出商界，其子承继盐业， 他自己则 ”岁 入 自家食外，余 尽 以 行 善 事 ”。崇 祯 十年( 1637) , 李长科议造救生船于昆山的时候，闵 世璋已经35 岁 ，事 业有 成。闵 世璋常年行舟江上，经营盐业 ，既 是＂悯 风涛 溺 人”， 自己也当饱受风涛之害；而对当时李长科创设的避风馆亦应是耳熟能详（他后来曾在避风馆设粥厂 赈济灾民）。因此我们认为，他是受李长科避风馆影响，响应李长科的募造计划，与客寓扬州的 昊自亮（字孟明）等盐商相约为避风馆捐设救生船。这既符合时间逻辑，亦是感同身受、合乎情 理之举。
《嘉庆盐法志·方如埏传》记载，方如埏，字子正，歙县人，生平好善乐施。“如埏生平多善行，尝设救生船于京口，建育婴社于扬州。至今仿行之。“方如埏于清初就和吴自亮一起参与复建扬州育婴堂。因此，从叙述的顺序看，方如埏设置避风馆救生船的时间，应该比他清初建育 婴社的时间更早，即是说，方如埏也是在崇祯年间创设避风馆救生船的。这就与李长科及超岸 寺僧募造救生船的时间、地点和对象同步，应该就是李长科募造的救生船。不仅如此，李长科 的“论生死殊其赏”，与方如埏制定的章程，即“悬赏额救一生人酬一金，获死半之，复置葬地一 区”也是一致的。
四、李长科创设避风馆救生船的思想准备和文化传承
从李氏家族文化传承及其明末时代变化来研究李长科创设避风馆、救生船的事件会有特别的借鉴意义。明代兴化李氏家族繁荣所附属的家族文化，不仅贯穿其所经历的整个历史时期，而且支撑并决定深受皇恩的李氏家族及其成员度过这一朝代兴替的历史大时期的基本立场。但是，李氏家族个体境遇不同，在明末国家危亡之际如何保持气节、追求理想，亦有着不同的表达。
李 长科的先祖李春芳(15 11—1584) 明 嘉 靖 二 十六年( 1547) 36 岁时才举进士第一，任翰林院修撰官。明隆庆年间升任首辅，兼太子太师、建极殿大学士，柱国少师兼大学士，位极人 臣。之后倦于高层争斗思退，五次“乞休"'终全身而退。李春芳之后，家族学士辈出，高官重臣， 显赫一时。李春芳之五世孙李清，崇 祯 四 年(1631) 进 士 ，历 任刑、吏、工三科给事 中；南 明 迁大理寺丞。明亡后归隐枣园，拒仕清廷，表现了坚贞的民族气节；更以《三垣笔记》和《南渡录》等 史学著作而载誉史坛，其中记录的许多珍贵真实的史料，钱谦益称赞其“唐宋裨史野乘莫逮 也”。李长科的两个兄弟李嗣京、李乔，也坚守祖训，崇祯之后，坚定效忠南明直至南明亡。
李长科因科举失意，于是游学镇江，“卜筑三山”，为实现个人理想另辟蹊径。他在镇江修筑别墅，与镇江名士钱邦芭、刘梦震引为至交。刘梦震（字长公）在《广仁品》序言中写道：李小 有目击社会上各种残忍恣意横行，百姓大众陷于水深火热（滔天僚原）之中，“乌能驾慈航普济众溺于苦海，洒甘露立清众焰于火宅乎？”他们“载书焦岩，定盟莲社，博策经史，以护生肇其端，“聚集在焦山修研佛法，创莲社，宣扬戒杀放生，以此来普及“克己复札只天下归仁”的理想。
李长科辑成《仁品》，刘梦震辑有《仁镜》，钱邦芭辑有《孝书》。《仁品》最先只有好生戒杀的主题。他的这一善举首先在自己身上获得福报：原本他膝下无子，编辑《仁品》数年以来，已经有了五个儿子。崇祯元年，李长科庆祝其父六十大寿，特地将《仁品》印行，赠给前来祝寿的亲 朋，并广为散发给各地好友。崇祯六年他北上赶考之前，新著《广仁品》刊行，顾锡畴、钱邦芭、 唐时刘梦宸都为之序。总起来看，《广仁品》是将儒学与二氏之学结合，通过宣扬当时社会的 慈行善举、因果报应的故事，来传播自己以“仁”为核心、人人时时事事处处都要“广仁”即“行 善积德＇＼改变社会的道德理想。
这一道德理想，为他创建避风馆、造救生船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他传承家族文化提供了新 的途径。在他看来，世风日下，今不如昔。唯有倡导”仁”并“广之”，并且身体力行：“立德立功", 是“立言”题中应有之义，怎么说的，就要怎么做，言行一致，言必行、行必果。
崇祯十年后，他参与了一些抗清战役，以自己的心得，改编古人战术著作，著《金汤十二 筹》，用以指导地方官打仗，这也是他“广仁”活动的继续。他的两位弟弟都为之序。三弟李乔写 道：《金汤十二筹》实际上也是护生救生的著作：
保一邑即救一邑之生灵，保一郡即救一郡之生灵。谓是书为大生放社，大戒杀文，可也。吾 兄积德有年，润州江头所建避风馆，全活人无算，其手辑广仁品书，不音宝筏慈航；又时以“生 气”二字醒劝愚迷。试取十二筹阅之，言言 皆生气也。
仁品之广，孰广于此哉？观者以立言立功抹杀吾兄一段救焚救溺之婆心，故拈而出之以告世人曰：此吾兄立德之书也。
李长科的道德理想，也是与明末慈善思想及善堂兴起一脉相承的《。广仁品》第六卷专门 编录袁黄《了凡四训》；第七卷《自知录》，是明莲池大师关于行善除恶分级得分评价体系，类似 于袁黄的《功过格》。这些都为李长科建避风馆、造救，生把船行善积德的思想化为救苦救溺的 行为的精神动力。他通过《广仁品》和避风馆、救生船，把自己融入了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理想之屯因此，他的理想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可以付诸实施的实践活动。
（作者为原镇江市建设局副局长，原镇江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董事长，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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