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福顺

《瘗鹤铭》是六朝摩崖石刻，被誉为“大字之祖”，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实物遗存，代表着书体由篆隶向楷书的演变过程。该石刻是一篇深沉含蓄的悼文，表达了宏大的抱负和复杂的情感。经历了多次坠落和打捞，自宋至明清以来，成为“网红打卡点”，吸引了众多名公巨卿、文人雅士慕名前来寻访传拓，对它的时代、作者、思想艺术性等的研究、探讨一直没有停止，历代名流留下了许多游山访铭记。 

一、王右军书瘗鹤铭

北宋庆历六年（1046），丹阳郡守（润州知州）钱彦远于焦山脚下拾取鹤铭残石一块，遂筑宝墨亭以展之，并敦请闲居苏州的苏舜钦，本邑名流苏颂与章岷等人作记赋诗，成一时之盛。此后，访寻传拓者络绎不绝。 

北宋诗人王令（1032—1059）的《润州游山记》，是记载镇江山水风物的一篇重要作品。诗人约于1046至1059年间，纵情游览润州的山水，踏访焦山，观鹤铭。其中提到：“余尝至其上，以望江海之交，下求晋将军王羲之铭而观之，盖尝终日焉。”据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唐代方志《润州图经》有“《瘗鹤铭》为王羲之书”的记载，可见“王书瘗鹤铭”的影响。从记文时间推算，这应该是钱彦远修筑宝墨亭，《瘗鹤铭》摩崖成为书法名胜之后，第一次名人游览的记录。 

《瘗鹤铭》相传为汉代遗石，旧刻于焦山西麓，只写甲子，不列朝代；人名外号，不写真名。江水侵蚀不辍，历年既久，崩裂江中。宋淳熙间，虽挽出之，不知何时复落于水。明代许多名流纷至沓来，褰衣濡足，寻铭读之，游记所载访碑传拓之雅趣。

著名金石学家都穆（1458—1525）于“弘治甲子（十七年 1504）尝游焦山，问僧鹤铭之所在？则云：在山之足，已崩裂坠江，虽水落亦不复见。”而正德十二年（1517）冬，都穆再至京口，才在朋友的引导下，“登山踏雪寻之，果得于石壁之下，可读者仅二十余字，因拓以归。”弘治时，说明《瘗鹤铭》在焦山之足石岩下，惟冬季枯水，始可摹拓。正德时，都穆“得石壁之下，因拓以归”，误将“壮观亭别刻”当作原石，可见未辨真伪。 

明代高崶（1499—1576）于嘉靖癸丑（1553年）公务到镇江，游历金焦二山，遍览奇绝。作《游金焦两山记》云：“《瘗鹤铭》为焦山一绝，石刻犹存，乃华阳真逸撰，上皇樵人逸少书。词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经，尔其何之，解化惟宁’云云者。原其所书，诸说不同，即苏子美‘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新传《瘗鹤铭》’之诗，知为右军书也。”

目前所见关于《瘗鹤铭》的信息，书撰作者争论不休，王羲之说，苏舜钦（1008—1048）较早提出。苏舜钦诗作围绕王羲之书法做文章，“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新传《瘗鹤铭》。”取《瘗鹤铭》与王羲之书《黄庭经》换鹅为比拟，以突显《瘗鹤铭》的珍贵。游记作者也认为“华阳真逸撰，上皇樵人逸少书。”“逸少”即指王羲之。从名人游记看，宋王令，明高崶、王士性、吴廷简、沈颢均持王羲之说，可见王羲之的光环深入人心。 

二、明清文人访鹤铭

在千余年漫长的岁月里，《瘗鹤铭》坠裂崖下，波吞浪蚀，几多沉浮，但是从未减少人们对它的热情和追慕。梳理明清两代以来游记中有关《瘗鹤铭》的诸多问题，不难发现，游记几乎都提到作者之争，艰难探访，莫可名状以及所见鹤铭字数等。虽片言只语，也足备资料，以飨学者。

1.作者之争  有明一代，学者文人寻访鹤铭络绎不绝，其中有对碑刻作者的再思考。

明·王衡《游京口诸山记》：“铭一纵一横，共计不过二十字，字体遒古，不甚类右军。然亦非唐以后所能辨。昔人珍重此铭，多以波吞浪蚀，不尽见为恨，而非然者，亦安得留此吞蚀之余，以供余辈摩玩也。”

明·王思任《游焦山记》（1609）：“王辰玉昔曾判之，以为断非逸少之笔，大都高人韵士，惟恐人知焉。见瘗鹤之字，不出蜗牛之庐，而必借美于换鹅之手耶？”否定瘗鹤铭为王羲之作品，王衡曾经辨之，以为断非逸少之笔，大胆判断。 

2.艰难探访  瘗鹤铭残石尚在水中，难以探寻，访碑工作极其艰难。游人褰衣濡足，初心不改。

明·王士性《五岳游草》（1587）（节选）：“问右军所书《瘗鹤铭》，为雷击覆于水滨。须卧而仰视之，泥滑不果。”

明·王思任《游焦山记》（1609）：“有巨石数十，堆堕涧中，讨《瘗鹤铭》，已投江丈许，褰衣濡足，惘不可得。”

明·黎遂球《游焦山记》：“予复拉一僧出，绕而南，以西北观所为瘗鹤铭，铭在水不可见，其右则覆盖谷间，僧与予缘而俯瞰之。北仍可望，先是所却步，处山壁间，乃皆怪石林立，惜不及褰裳濡足纵观也。”

清·王曰高《游焦山记》：“由山之西，循曲磴下及江滨，履危石，乃得置足，访所为瘗鹤铭，已崩摧于江波洪涛中，不可得而摸索，故名“雷轰石”。虽近有好事者，摹镌一石，置前山寺中，盖古今不相及矣。”

清·刘体仁《游焦山记》：“二童子闻雷轰石，欲亟见山中称瘗鹤铭残石也。僧导而下，一径蛇掉猿引，微有人迹。浩如折竹为杖，先者顶，后者踵。江气混茫，不辨沙步。道益幽，树益古。寂寥森峭，杳绝人世。数转乃落山趾，巨石倾欹，石子如平沙。”

清·王士禛《焦山题名记》（1660）：“瘗鹤铭在雷轰石下，惊涛骇浪，朝夕喷激。予来游于冬月，江水方落，乃得踏危石于潮汐汩没之中，披剔尽致，实天幸也。”作者们不畏艰险、勇于探胜的精神跃然纸上。 

3.莫可名状  鹤铭坠入江滩，后人寻访，怪石列立，形态各异，宛然神工琢就而成。

明万历元年（1573），王世懋至焦山之游，记寻瘗鹤铭事，颇有雅趣。“从兹以西，坠石林立，奇环竞效，人从石罅中行，寻华阳瘗鹤铭读之，尚斑斑可识其半。或云好事者赝为之铭，故在水中，然亦奇矣。石之大者，若皇小者，若窒偃者，若釜立者，若屏若玦而完，若剖而连。据石仰望，上为三诏洞诸崖。陟削数仞，枝蔓绿缀，皆奇观也。”（王世懋《京口游山记》）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彭宗孟作《江上杂疏》云：“取他道北行，瘗鹤铭在其下，半卧蒹葭中，半覆巨石，伏地可读，共数得四十余字。石屏从面起，高三十余尺，广十余尺，斧劈而植，自兹以西瓖异争效。人从石罅间行，若苍虬者、卧牛者、狻猊舞者、莲花者、跏趺坐者、方广若席者，宛然神工琢就。”（彭宗孟《京口纪游》）

歙县吴廷简在《游焦山记》中提到：“岩下有瘗鹤铭，为晋王右军书。半浸江中，剥落不可读。岩前怪石聚立，神工鬼斧，莫可名状”的情景。（吴廷简《游焦山记》） 

4.鹤铭字数  人从石罅间行，寻觅残石，有仰有覆，俯身拓之，见其数字，各有不同，具有史料价值。

明·王衡《游京口诸山记》：“铭一纵一横，共计不过二十字，字体遒古，不甚类右军。然亦非唐以后所能辨。昔人珍重此铭，多以波吞浪蚀，不尽见为恨。”

明·彭宗孟《京口纪游》（1596）：“取他道北行，瘗鹤铭在其下，半卧蒹葭中，半覆巨石，伏地可读，共数得四十余字。石屏从面起，高三十余尺，广十余尺，斧劈而植，自兹以西瓖异争效。”

清·刘体仁《游焦山记》：“又数十步，石如削立石子上，僧曰：‘其下即瘗鹤铭也。’数石颓叠，侧身度石缝，摩一石侧，辨‘纪也’二字。又一石下覆，古樵大师来住山，使人刳其下沙石，如悬釜，可俯入而仰读，又得十余字。徘徊久之，乃循道而南，过三诏洞，登华岩阁归。”

民国·高梧轩《焦山记游》（1929）：“原石即陈鹏年出之江中者，今在定慧寺大殿左壁，特建一亭，锲之壁间，用资垂宝。其原铭怪石崚嶒，大于半间屋，其间砥平，四方如席，字累累成行，纵横正等，现存之石，凡七十七字，又不全者九字，其无字处以空石补之。至其衍绪考证，见诸题咏，则自有宋以来，咸诧为瓖宝，见专集考订者屡屡矣。” 

三、鹤铭出水置焦山

清康熙壬辰（五十一年 1712），湘潭陈鹏年罢苏州府，职居镇江。募工迁出《瘗鹤铭》，仅残碑五石，置诸定慧寺西偏伽蓝殿之旁，甃成碑形，构方亭以贮之。陈鹏年撰《重立瘗鹤铭碑记》，叙述当时情状，碑记犹存。 

康熙五十七年（1718），学者沈德潜应江镇道魏荔彤之聘，来镇江魏氏学馆为其课子，暇日出游金焦北固。八月，沈德潜与同人游焦山，记文描述观瘗鹤铭的情景：“循山东麓沿缘而西，过枯木堂、藏经阁，逶迤至焦隐士祠。祠故在佛寺中，后移瘗鹤岩下。前太守退夫陈公从江滨出瘗鹤铭，立于隐士祠侧。以华阳隐君遗弃簪绂，与焦隐士后先相望也。” 

嘉庆二年(1797)夏，钱塘吴锡麒偕王文治、鲍之钟同登焦山吸江亭，登文殊阁，晤避暑于此的茅元铭，吴谷人作《游焦山记》，从鹤铭的作者、流变、状况以及年代进行全方位的叙述：“瘗鹤铭在大雄殿之右，所称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者也。旧刻焦山之足，适当大江之冲，波涛怒撞，久而崩坠，……好事者伺水落时，搨而传之，往往仅得其数字。云鹤寿不知其几而已。湘潭陈鹏年，罢郡中吴，侨居京口。天寒水缩，始募工于山下，迁而出之。乃按原刻行次，甃以山石，覆以层轩，永护墨宝，厥功甚巨。按《润州图经》称，此铭为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苏子美、黄鲁直多以为然。世遂于‘上皇山樵’下讹增入‘逸少’字。……观其人，讬名仙侣，诡迹羽裳，并皆遂志潜辉，遁形收察，……寓达士之奇怀，布高人之宏致。其立石有‘夅岳徵士’‘丹杨外仙尉’‘江阴真宰’”。“夅”字偏小，疑是“蓬”字之缺。……丹杨郡，唐天宝初始号丹阳，为唐人以前所书。

四、鹤洲僧拓瘗鹤铭

随着《瘗鹤铭》出水，观览赏玩远较浸没水中之时便利，推敲作者、搜集拓本、欣赏书法的兴趣也大为增加，这块石刻再次成为文人关注的焦点。清代嘉庆时的六舟，光绪时的鹤洲均以擅拓鹤铭著称。清末民初“鹤洲手拓瘗鹤铭”，一时为许多藏家所追捧。

民国时期的孙宝同在旅行游记中说：“瘗鹤铭最难摹搨，惟老僧鹤洲所搨，则风神毕露，故其价亦甚钜。”（《京口旅行志略》）

同时期的庄俞在《我一游记》一文中则描述道：“焦山各种碑帖，皆在此发售，大小不下百数十种。而《瘗鹤铭》尤为珍品，精搨常搨，优劣迥别。常搨每张仅值小银币四角。稍精者，值大银币一元。最精者，则值大银币十元。值十元者，每两字一搨，字之姿势，墨之浓淡，洵美且精。不比较则已，苟与常搨一比较之，莫不欲舍彼取此，惜值之昂，非寒士所能得耳。”（《焦山北固山记》）

1915年5月，梁启超自津赴粤途中游历焦山，在定慧寺壁上凝神欣赏气势飞动宏逸，书法宛转遒逸，“大字之祖”《瘗鹤铭》时，备感快慰。年已七十有六的高僧鹤洲，遂将先前用日本雁皮纸以零拓法而拓的《瘗鹤铭》相赠。梁启超在《瘗鹤铭·跋》中题道：“凡碑版皆尊旧拓，独《瘗鹤铭》不然。水拓本当俟穷冬潮落，刮剔沙泥，偃卧仰拓。虽有良工，不易运技。今佳本在人间者，即若星凤矣。”并将它定为“出水后第一精本”。

1941年，伍喜于《金焦旧游追忆》中亦指出：“时瘗鹤铭一帖，尚可拓得，惟擅拓之和尚，年仅三五部，每部代价，需百金。近年以来，此碑久已湮没江中，且损毁益甚，殆无法再拓矣。”

《瘗鹤铭》原石残损过甚，许多字迹几乎已经磨泐荡平，按一般拓法几不成字。鹤洲用小块纸，每两字一搨，以小拓扑，逐字沿字迹边缘“勾勒”出字形。“字之姿势，墨之浓淡，洵美且精。”其所拓成的拓本，书风更接近流行的唐宋碑刻。若取佳本较之，优劣显见。      

 

 （作者为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