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美秋

      摘 要 从《文选汇评》所辑诸家评论来看，有不少批评者着眼于曹丕的帝王身份，因其诗文抒写游宴行乐，公子情多而帝王气少，进而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批判其人品志意。通过梳理 分析这些评论，有助于我们更全面认识曹丕诗文的特征和价值。

      关键词 曹丕诗文；帝王气少；《文选》评点

      《昭明文选》共收录了九首曹丕的诗文作品，署名“魏文帝”。其中诗五首，即游览类《芙蓉 池作》、乐府类《燕歌行》《善哉行》和杂诗类”漫漫秋夜长”“西北有浮云”，以及《与朝歌令吴质   书》《与吴质书》《与钟大理书》和《典论·论文》。尽管这些作品都作于曹丕代汉称帝之前，但有不少批评者会着眼于曹丕的帝王身份，带着一份”峙言（帝王）志”“文如（帝王）其人”的期待来审视这些作品。从《文选汇评》[!]所辑诸家评论来看，这些期待总是落空。曹丕的诗文中，几乎没 有所谓的帝王气度，更多的是公子柔忧套用钟蛛《诗品》评张华”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之语，曹丕诗文可谓“公子情多，帝王气少”。历代评点大多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欣赏其“公子情多”并赞叹其情辞兼美，也有儒者评家因其“帝王气少”，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批判其人品志意。限于篇幅，本文将主要探析学界较少关注的“帝王气少”问题。

      一、真德秀评曹丕诗歌：无异秦二世

      《文选》卷二十二游览类诗歌的第一首即曹丕的《芙蓉池作》，是建安邺中游宴诗歌代表作。此诗前十二旬描写夜游西园的美景，后四旬云：“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邀游快心意，保 己终百年。“南宋理学家真德秀评曰：

      文帝诗之入《选》者，《芙蓉池》居其首，其未章“寿命”云云，其言何以异于秦二世？陈寿讥其不能迈志存道，克广德心，信矣哉！

      真德秀批评曹丕是个像秦二世一样的尤道昏君。对于帝王而言，这是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了。秦二世曾对赵高说：“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吾年寿，可乎? "(《资治通鉴·秦纪二》）又和李斯探讨：“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史记·李斯列传》）人应当如何度过这极其短暂的一生？胡亥说身为帝王富有天下，他只想尽情享乐一辈子。汉末士人也有强烈的生命焦虑，《古诗十九首》再三感叹人生的短促、虚无：“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  生寄一世，奄忽若氛尘”“人生非金石，……奄忽随物化”“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如寄如  客，如露如尘，奄忽而逝，真是“惊心动魄"! 于是，有的人也选择当下的及时行乐：“斗酒相娱乐，……极宴娱心意”“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有的人则追求  高远的立功扬名：“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立身苦不早，……荣名以为宝”。不同于秦二世的骄奢淫逸，古诗中汉末士人的心声”意悲而远”，不管是追求及时行乐，还是追求立功扬 名，总带着儿分无可奈何的沉痛。这种沉痛在曹操《短歌行》中得以宣泄：“对酒当歌，人生儿何！……慷当以慨，忧思难忘。”然其大旨则在“收揽英才，及时立功”（俞墨眉·俞场评），“山不   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达了诗人虚心求贤的殷切之情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呈现出一种“高气盖世，英武自露"(浦二田评）的英雄气概。而在《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中， 忧思之情转为“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的辩证理性，沉痛之调转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激昂  之声。曹丕继承了曹操的理性精神和“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达观思想，在《古诗十九首》普遍  的哀伤和焦虑中，他应该最喜欢”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豁达、“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的清醒。然而没有了“常怀千岁忧”的忧患意识和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邀游快心意”只停                       留在个人享乐的层面，对于当时身为五官中郎将的曹丕来说，确实显得庸俗浅薄，德不配位。 结合史书上记载曹操去世后，曹丕居丧期间狩猎、设宴为乐，《世说新语·贤媛》“文帝悉取武帝  宫人自侍”等事，完全违背了真德秀《大学衍义》对帝王”正心修身”的要求，因此他将《芙蓉池  作》结语比于秦二世的卑俗无知，认同陈寿包含在假设中的讥刺。《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  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陈寿首先称颂曹丕博学善文、才艺双全，接着笔锋一转，用一个“若”字串起四种美好品质，贬刺曹丕严重缺乏帝王的心胸和境界。这是曹丕诗文“帝王气少”的根本原因。

      二、何婥评曹丕诗歌：文帝之志荒矣

      更可注意的是，＂邀游快意”并非曹丕的一时起兴，及时行乐是他诗文的一个重要主题。                   他对游宴行乐的抒写深入人心，早在南朝便成为一种诗歌范型。《文选》卷三十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其为曹丕代序正突出了“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的情形，卷三十一江淹《杂体诗三十首·魏文帝曹丕》也以“游宴”为主题而拟《芙蓉池作》。再如卷二十七《善哉行》，明代郭正域指出此诗”大意欲及时行乐”（选诗眉）。前半篇渲染”忧来无方”，后半篇唱出行乐主旨“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其驰。……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  全诗”写得悲凉而细" (钟惺评），真德秀认为可取，只是点到即止地说“此篇末语亦《芙蓉池作》末章意”。清初何婥结合《芙蓉池作》末四旬说：“其言皆如此，岂复有子孙黎民之远图哉？”（何本眉）曹丕是在曹操文治武功的基础上篡汉称帝，他本人并未能真正创业垂统，他的诗文中也 看不到开国皇帝理应具备的统一天下、安定百姓的帝王之志。相反，此诗“谓山林之人即行危 苦，叹（笔者按：疑为“劝”字）其入仕以取逸乐”（王维祯评），是以物欲享受召唤苦节之士，实际   上是否定了儒家安贫乐道的思想，从而消解了士人穷则坚守节操、达则济世安民的志意。或许 是在这个意义上，何婥又说：“诗以言志，文帝之志荒矣，风俗衰敝，不待何晏、王弼、荀粲之徒  出也。”他认为曹丕此诗表露的荒纵之意是曹魏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其恶劣影响更早于也更 甚于何晏、王弼等人的玄学思想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冲击。结合责德秀『何婥对《芙蓉池作》的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也说：“文帝《芙蓉池》……收四旬义意亦本前人习语，然足以窥其 全尤整躬经远之志，但极荒乐而已。“真德秀、何婥和方东树对曹丕人品志意的严厉批判，应是出于对帝王的望之深责之切，他们并不将曹丕视为纯粹文人。

      曹丕确实不是一位纯粹文人，他曾用尽心机赢得魏太子之位，最终成为一位开国皇帝，在 位七年即病逝，享年四十岁。这种特殊的生平和身份，也影响了评家对他作品的阐释。何婥评《芙蓉池作》的夜景描写说：“托兴与子建《公宴诗》同。”又说：｀＇｀丹霞＇一绝，直书即目，自有帝 王气象，合结语恰似文帝生平也。“同一个人评析同一首诗，既说末尾四旬非帝王之志，又说中 间四旬自有帝王气象，似乎自相矛盾。这是因为何婥曾多次评点《文选》，前后所评，或有矛盾 处，如他对曹操《短歌行》意旨的评析就有自我更正的痕迹[      l        ]       。所谓“帝王气象”明显是一种诗激解读，即“以某些诗句来解释或附会创作者本人的命运、年寿、祸福、吉凶等“气严谨如纪呴，    也不免以诗为激，他评苏轼《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其四）“使君欲见蓝关咏”旬说：“突称＇欲见蓝关＇，殊无取义。以后事论之，竞似南迁之诚矣。" [ 3 ] 苏轼熙宁年间在杭州咏牡丹，第四首结  旬”更倩韩郎为染根”，用了韩湘给白牡丹染根开出五色牡丹的典故，上旬“欲见蓝关”以韩愈 被贬潮州时所写《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点出韩湘。纪呴认为韩愈此诗与牡丹并没有直接   关联，此典似乎预示了二十年后苏轼被贬惠州、僧州的命运。诗激是“读者在对诗歌的别解字   句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一些看似偶然的巧合又带有某种必然因素，反映了古代文人对生命与仕途问题的关切与焦虑"  [4 ] '   是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中具有宿命色彩的一种阐释方式。《芙蓉池作》描写星月点明首旬“夜”“游”二字，与曹植“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二旬相比，“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鲜“四旬突出了五色云霞，乃所谓＂祥云瑞气”，何婥认为这是预见曹丕日后称帝的“帝王气象”；然而“彩云易散”，结合篇末“寿命非松乔”等语，也预  示了曹丕的英年早逝。在《文选汇评》中，这是曹丕诗文惟一一处被肯定有“帝王气”的批语，而    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录何氏此评作“托兴与子建《公宴诗》同，写景亦有云霞之色”，只就写    景本身而言。

      三、王世贞和洪若皋评曹丕诗文：少年才性，无帝王气

      卷四十二《与朝歌令吴质书》成就了另一个游宴经典，即“南皮之游”。此文情辞兼胜，深受诸家赞赏，＂抚今追昔，一往情深"(俞本眉俞场），“只一合离之感，而渲染精丽，文情清艳动    人＂（邵本眉·邵长衡）。然而生逢战乱之世，身处权力中心的曹丕写给亲信高参的书信，深情所注只在个体哀乐，竟无家国之思、军政之议，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不惟此篇，卷四十”笺“体  、卷四十二“书“体中同一时期的儿篇尺牍，大体相似。孙踉评此文“只说宴游事。文帝、陈思与吴、杨等往来书札，但有小致，不为大雅。昭明顾乃宽取，想以其意趣有相符者耶"(孙本眉），  注意到昭明太子萧统与曹丕有许多相似处，故于这些精巧幽美的文采和情调嗟赏不已。王世    贞甚至说：“读子桓＇客子常畏人＇及答吴朝歌、锺大理书，似少年美资负才性，而好货好色，且当不得恒享者。桓灵宝伎艺差相辟，而气尚过之，[5 ] 子桓乃得十年天子，都所不解。("评卷二十九《杂诗二首》·选诗评）这则评语乃凌潔初辑自《艺苑厄言》卷三，下一条比较孔融和桓玄高情逸  致，又说：”而桓尤爽俊，其人不作逆，一才子也。”在王世贞看来，曹丕恰似多才多艺又好享乐  的贵游子弟，后来的桓玄”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晋书桓玄传》），也是同类贵介公子，且豪气过之；桓玄篡位，建立桓楚，六个月后就兵败身 死，而曹丕却做了三年魏太子、七年皇帝。两人才性相同，命运却大不同，王世贞说自己无法理解其中的历史必然阻唐初噢世南《帝王略论》对桓玄的才性和命运已有评判：“彼桓玄者，盖 有浮狡之小智，而无含宏之大德。……以侥幸之才，逄神武之运，至于夷灭，固其宜也。“王世贞  不容不知此论，犹谓桓玄略胜，这是讽刺曹丕同样不具备“人君之佩，必器度宏远”。

      曹丕善于“矫情自饰＂，却不免在诗文中露出真性情甚至潜意识。钟惺《古诗归》卷七说   其诗”婉奕细秀，有公子气，有文士气，不及老瞒远矣勹清初洪若皋评《与朝歌令吴质书》进一步展开比较：“一种妍情媚态，婉变尖秀，不惟尤帝王气，兼尤丈夫子气。曹丕心肠较老瞒隘 些、阴些、柔些、琐碎些，其文章亦然。老瞒文章光焰有骨力，有英雄色，有菩萨心，丕俱不及乃  父。……帝王文章不尽在读书上，志至而气从之，气至而笔与舌从之，原与文士不同。＂（越 裁评）从王世贞、钟悝洪若皋所论可以看出，曹丕诗歌的“公子气、文士气”更多偏向一种柔弱少年感，没有男子汉气概，完全没有曹操的霸气，更没有帝王气。后人通过诗文能看出曹丕的 性情才略缺少帝王气，知子莫若父，曹操岂会完全不知，在“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叹中，或有对曹丕的隐隐失望。

      帝王诗文能不失身份的，当如俞场所评”《大风》有帝王气概，《秋风》兼文士才情”（卷四十五《秋风辞》·俞本眉），帝王气概兼有文士才情，才是文质彬彬。通过以上梳理分析可以知  道，明清学者频频强调曹丕诗文的“公子气、文人气”，其实是批判其中缺少“帝王气概"'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认识曹丕诗文的特征和价值。有论者就《典论·论文》指出“魏文固好文之主， 然每沾沾于此，其尤经世之略可知”（余本手眉），由此来看，今人对“文章不朽”作许多政治分  析，或许只是“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而已。

（作者为江苏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