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成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被誉为中国古代诗歌中禅意与诗意完美结合的典范《竹里馆》，系盛唐“诗佛”王维晚年隐居时所作的山水田园诗，展现了其宁静淡泊、超凡脱俗的心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据1994年版《句容县志》记载，唐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句容境内曾设邮驿竹里馆。此“竹里”并非王摩诘曾到访之所，但在六朝时期其正是连接镇江与南京两地沿江陆路最关键的节点。

“路可观政”。交通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兴衰发展的一面镜子，区域交通是区域经济生活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研究江南经济的发展，必然关注江南交通事业的变化。六朝帝王出于开疆拓土、北伐中原和加快工商业发展的需要，纷纷运用政权的力量，大量修路凿渠，置驿架桥，形成了以南京（东晋称建康）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

孙吴自富春起家，势力扩及长江中游，最终将政权治所迁至长江下游，政权根据地初治京口（今镇江），建安十六年（211）才迁徙建业。晋宋之世，在郗鉴、刘裕等流民帅的持续经营下，京口北府重镇形成，成为拱卫建康的东大门，军事地位十分重要。《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载:“扬州……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表明京口曾是东、南、西三方面的交通要道，也是我国东南的都市。六朝时期，京口作为建康下游最重要的门户，两城间交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一、文献记载中的“竹里”

秦始皇统一后，于二十七年（前220）开通天下驰道。到六朝时，为保证首都与各地的联系，陆续在建康周围修筑了许多官道，其中建康与京口间开通了黄城大路、竹里路、江乘路等官道。在《魏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等正史与地志记载中，“竹里”频繁见于京口与建康间的军事行动。可以说，六朝时凡建康京口间有战事，双方必定先取竹里。

东晋隆安元年（397），镇守京口的王恭上表，欲以讨伐司马道子宠臣王国宝的名义，举兵建康。王国宝在“不知所为”的惶惧中，依然想到“遣数百人戍竹里”，表明竹里扼两地交通之要。此危机以朝廷杀王国宝、王恭退守京口暂告段落。次年，王恭再次从京口起兵，派遣北府大将刘牢之“率帐下督颜延先据竹里”。朝廷不得不派遣使者“说牢之，啗以重利”。反复无常的刘牢之倒戈反击，隆安二年（398）七月，王恭兵败被杀。

东晋元兴三年（404），时值桓玄之乱攻入建康、 矫诏自命。冲破门阀牢笼的刘裕京口举义，向京都进发，桓玄派遣精兵迎敌。而刘裕抢先驻军于此，在竹里以西的罗落桥斩杀桓玄手下猛将皇甫敷等，逼迫桓玄仓皇逃窜。

宋元徽四年（476），建平王刘景素举兵京口，建康方面闻讯遣兵应对。刘景素起初“欲断竹里，以拒台军”，因幕僚荒谬建议以逸待劳而错失良机。最终在台军水、陆两线作战下，京口城失陷，刘景素兵败被杀。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竹里实乃京口建康间陆道交通之咽喉，两地发生冲突，此地之得失甚为关键。

齐永元二年 （500），平西将军崔慧景以反对东昏侯萧宝卷之故，起事广陵，得到京口镇将江夏王萧宝玄的内应。崔慧景遂联合南徐、兖两镇兵力，从京口“奉宝玄向京师”。东昏侯依据竹里的险要，修筑了几座临时防御城堡，即“据竹里为数城”。此处记载很关键，说明当时人往返建康京口两地的日常交通，是需经由竹里的。

梁太清二年（548），侯景围台城，邵陵王萧纶从京口出发，杀向建康。侯景得到消息后，也分兵前往京口至建康的必经之路江乘（竹里附近），以阻击萧纶。

二、兵家必争“竹里”的缘由

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南徐州“去京都水二百四十，陆二百”，这是就治所京口城与都城间的长江航线水运里程与沿江陆道里程而言。在传统社会中，水运对维系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的正常运转有着巨大的意义，因其承载量大、成本低廉而成为许多地区主要的交通方式。在六朝时期，这条仅有的二百里“王涂”陆道仅比水道短四十里，为何对日常公私行旅至关重要，对军事交通而言更是必经之路？

六朝时期，建康至京口一带尚处于长江入海口河段，江面宽约四十余里，海潮汹涌，风急浪大，导致航行条件极为恶劣，时有舟船倾覆之险。即使至南宋建炎三年（1129），韩世忠能将骄横跋扈的10万金兵围困在此附近的黄天荡48天，其时地理环境依然形成“黄天荡一带大江阔四十里”（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另外，魏、蜀、吴三国割地称雄时，刀来剑往，江上行船，常遭曹魏水军袭击。

励精图治的孙权定都建邺后，于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 通会市，作邸阁”（《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旨在沟通淮水与江南运河，加强建业与三吴经济区的联系，以便吴会漕船可由此渎进入京师，免蹈长江航运之险。东吴役使3万兵力仅开凿一条山岗，可见工程之庞大与艰辛。东吴都督鲁肃在破岗渎沿线的练湖（丹阳）、赤山湖（句容）操练水军，足见破岗渎在三国时期的军事价值。

但由于破岗渎地势高，所蓄水量有限，船行其间不得并行，遂在方山以东立十四埭，上七埭在延陵县，下七埭在江宁县。过埭时又必须借助畜力或人力牵引盘坝（破岗渎也是有记载的世界上最早用建筑物控制的运河），故而航程十分艰辛，况且一埭受阻，便全线不通。这条路线又过于迂回，除非军事行动或漕运需求，否则在日常情况下并不会选择这样的绕道。

鉴于水运的不稳定性，陆路交通成为京口与建康之间的主要交通方式。东晋之前，从建康至竹里丘岗起伏，荆棘丛生，东晋始开辟这条山路，符合以京口为北府，拱卫京师，北御强敌，巩固长江防线的战略要求。因此，这条仅有的二百里“王涂”，尽管距离不长，却因其连接了都城与京口这一重镇的特殊地位，在六朝历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历尽沧桑的“竹里”

“竹里”之“里”，先秦时期是基层行政与户籍管理单位。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秦汉时地方实行乡里制度：十里一亭，设亭长，十亭为一乡。乡设三老，掌教化；设啬夫，掌狱讼、赋税；设游徼，掌捕盗。中国古代的乡亭里制度，源于秦制，完善于两汉，是我国古代实行了上千年的基层行政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乡里有序发展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代文献记载，“竹里”一里之内曾设“竹里亭”。《太平广记》卷426《虎一》引《异苑》所叙：“彭城刘广雅， 以太元元年为京府佐。被使还路经竹里亭，多虎……”秦汉以来，我国已具有了初步完备的邮驿系统，在全国主要交通干线沿途都置有亭传或邮驿，用以接待过往官员、行旅和递送公文，为他们提供运输工具和食宿。《景定建康志》卷16《疆域志二·铺驿》，记录在句容的仓头置“竹里驿”。“竹里亭”“竹里驿”的设置，表明此处是建康与京口两城间乡村地区最为重要的治安与交通节点。

“竹里”之处还曾建有“竹里城”，为明代句容六座城池之一。据2008年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城墙志》六朝城垒章节记载：“竹里城，始建及毁圮不详。齐永元二年（500)，崔慧景叛，直向建康。东昏侯遣张佛护、徐元称、姚景珍等六将，据竹里为数城以拒敌。”竹里城成为当时扼守建康至京口之间的要塞。后城毁，建竹里庙，逐渐发展成村，村落以竹里山定名。

那么，“竹里山”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润州·句容县》载：“竹里山，在县北六十里。王涂所经，涂甚倾险，行者号为翻车岘。山间有长涧，高下甚阻，旧说云似洛阳金谷。”清乾隆《宝华山志》载：“竹里山，在山之东，北滨于江。”

竹里山山势陡峭，又名“翻车岘”。“上挽曹、刘之逸步，下开李、杜之先鞭”的南朝文学巨匠鲍照的《行京口至竹里》云：

高柯危且竦，峰石横复仄。

复涧隐松声，重崖伏云色。

水闭寒方壮，风动鸟倾翼。

斯志逢凋严，孤游值曛逼。

兼途无憩鞍，半菽不遑食。

君子树令名，细人效命力。

不见长河水，清浊俱不息。

该诗是鲍参军行旅的实态记录，亦证两地陆道必经竹里。在诗人的描写中， 这是一段山高谷深、复涧重崖的“畏途”，诗人以征途的艰难险恶来衬托寒门知识分子在门阀制度下的落寞失意和内心凄苦。

明代御史曹景曾写有《竹里山》一诗，抒发思古之幽情： 

巉岩石笋怒如抽，说到翻车我亦愁。 

鲍照吟余空岘晚，寄奴战罢野场秋。 

北来山势连京口，西下潮声到石头。 

羡煞龙潭垂钓客，不关风雨住扁舟。

至于“竹里路”，在《景定建康志》中将那些关键要隘统称为路。“竹里路，在句容县北六十里仓头市， 东有竹里桥，南边山，北滨大江。”

六朝时期京口、建康间陆路交通的形成，主要受到宁镇山脉的制约。宁镇山脉西起今南京市江宁区青龙山，东至常州市新北区黄山，呈东西走向而向北突出的绵延弧形地带，北濒长江，全长100多公里。此处的长江口亿万年来经受着长江的冲刷、淤冲，今天山北的便民河、大道河一线以北，都是宋明以后淤涨的陆地。这里的“竹里山”，即宝华山脉北麓临江的山丘，地势险要；“竹里路”，沿着山北麓与江岸间的狭长滨江通道展开，崎岖难行。为扼守此重地，六朝曾在此建有竹里城、竹里亭、竹里驿、竹里庙（明弘治《句容县志》记载：“竹里庙，在县治北仁信乡仓头市”）等。唐朝以后，长江的江道西移，南京不再是行政中心，镇江也失去了拱卫京师的重任。“竹里”从一个冰冷的军事、邮驿符号，融入市井生活。时至今日，宝华山北至江滨的陆地，仍是南京与镇江间的重要通道，沪宁铁路上的列车在此呼啸而过。

明清时，竹里为里；民国时设竹里乡；1958 年改为“祝里”村（属句容市下蜀镇），村名沿用至今。

遥想1600余年前，出身寒门的刘寄奴在京口集聚完8000北府兵，紧锁的目光远眺阴云密布的建康城，令旗坚定地挥向几十里外的“竹里”，开启了他一鸣惊人、“气吞万里如虎”的传奇人生……

参考文献

《汉书》、《三国志》、《魏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隋书》、《太平广记》、《景定建康志》、明弘治《句容县志》、《元和郡县图志》、《读史方舆纪要》等。

（作者为江苏省句容市史志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