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宏

摘　要　本文以10至19世纪近千年来的水文记录为背景，聚焦丹徒东乡这一长江下游的典型区域，探讨其在与洪涝灾害的持续博弈中，如何从一片“潮汐浸渍”的险地，发展为烟火鼎盛的家园。研究认为，东乡的发展史不仅是一部抗灾史，更是一部官、绅、民三方协同的文明演进史。论文通过梳理多种历史文献特别是家谱中的灾情实录，分析南迁家族在早期拓荒中对环境的塑造，并重点阐释了由官方赈济、社会慈善、乡绅义举、商贾仁义及民间自救构成的多元赈灾体系。

关键词　丹徒东乡；水患抗争；水利社会；官民协同；环境史

引言

丹徒东乡，北临长江主航道，西接镇江城区，全域为平均海拔不足5米的长江冲积平原。明万历《丹徒县志·舆地志》以其“土断川分，港汊纵横，潮汐朝夕至，浸渍田亩”的记载，精准概括了其地理特征与生存困境。潮汐带来的肥沃土壤与便利水运，是发展的基石；而其周期性漫溢与内涝风险，则是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这片机遇与危机并存的土地上，东乡人民历经了无数自然灾害的磨难，锤炼出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一、 千年水患：历史文献中的灾情与现实社会的苦难

东乡地处长江下游南岸，其“长江冲积平原”的地理本质，决定了它既是自然的馈赠之地，也是洪水的首选通道。历史文献为我们还原了一幅绵延千年、触目惊心的水患长卷。

一千多年前的丹徒东乡，尚是一处山秀水美、土肥地沃的“江南秘境”。宋室南渡（1127）的历史巨变，为这片土地带来了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人口迁移与发展契机。大批随宋室南迁的官员、士族与商贾，沿长江而下，被东乡独特的自然禀赋所吸引，在此择地卜居，开启了家族与土地共生的早期篇章。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长江水文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累积性影响，东乡的水患开始进入一个空前频发的阶段。那些依托水运而繁荣的滨江家族聚居地，在享受“农商并重、仕隐结合”的家族红利时，也不得不直面因地理格局而日益严峻的洪涝威胁。因此，兴修水利、系统治水，成为明清时期东乡各族群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与核心议题。

早在元代，水患记录便已频现史册。《元史·五行志》载，元贞元年（1295）五月，大水波及“镇江金坛、丹徒等县”。天历元年（1328）八月，“镇江路水，没民田”，作为路治所在的附郭县，丹徒的灾情必然首当其冲。至治元年（1321）八月，镇江路更是“大水，淹民畜甚众”，惨状可见一斑。

明清以来，水患记录更为详尽，文人士大夫的笔触也更为沉痛。明代重臣、丹徒人杨一清，在其《七月三十日水灾纪异》叙事长诗中，以饱含血泪的笔触记录了1522年丹徒特大水灾。诗中描绘灾难降临时的场景：“急雨猛厉随风至，初疑蛟龙吼巨壑，復讶雷霆走平地……浪花千叠大如山，震走天吴奔屓屭”，将暴雨狂风、江涛怒吼的景象刻画得如在目前。而灾后惨状更是令人心碎：“江南老岸犹自可，哀此沙乡祸尤炽。死者灭没随洪涛，生者攀缘繋高树。廩无遗粟竈无烟，村鸡不鸣犬不吠”。诗中特意使用的“沙乡”一词，既精准概括了东乡作为长江冲积平原的地貌特征，更暗含了对其因“沙”质土壤结构松散、易被冲刷而导致“受灾尤烈”的深刻认知与痛惜。

这种“沙乡”的脆弱性在后续灾情中一再被印证。《丹徒县志·祥异》载，1561年大水，“民居水至半壁，粒米无收”，且“自后水灾六年”，表明单次极端灾害可导致连续多年的生态崩溃与社会困境。1608年江南再发大水，《万历野获编》记载苏、松、常、湖诸府“春夏霪雨不止，兼以江溢海潮，田禾尽没，庐舍漂沉，溺死人畜无算”。然而，即便灾情如此，“有司以灾告，然漕额不减，民苦不堪言”，暴露出僵化的财政体系对灾民的二次伤害。

清代，水患的记载更为系统化与细节化。1724年，丹徒县令冯咏在《皇恩恤灾记》中记述了东乡沿江地区的灾情：“大水，沿江灾。余视丹徒所属，自大沙、小沙抵滁山关而下百数十里，田庐漂溺，居民率露处于坏隄废垾之上，号哭声遍江滨”。更可怕的是，水灾过后往往伴随瘟疫与饥荒，冯咏痛陈：“蓬颗累累，尽莩死魂；哭泣纷纷，半孤哀之子”，描绘出路边坟茔累累，孤儿寡母哀鸿遍野的凄凉景象。

水患不仅造成瞬时的人员财产损失，更引发长期的社会性灾难。东乡乡绅苏中礼在《即事有感并序》中，记录了1755年至1756年的饥荒与瘟疫：“乾隆乙亥秋，岁大歉……有刮榆皮以充腹，采薇蕨以养生者……逮丙子岁，夏秋大疫，死于饥者多，而死于疫者更甚……江浙两省间，生齿之数几减十之二三矣。”其诗作中“皇恩深似海，民命薄如霜”“疫氛弥两省，厉气遍千廛”等句，充满了面对天灾时的无力与悲怆。

频繁而惨烈的灾情，甚至催生了“观音粉”（一种白色黏土）这种绝望下的“食物”。从清代到民国，每当大灾过后，饥民争食观音粉的记载便不绝于书。《大路镇志》转引1941年《苏州新报》的报道：“小港乡遍地哀鸿，饥民争食观音粉……食后辄大便闭结，痛苦异常。饥民面现菜色，厥状至惨。”“观音粉”成了东乡人民在生存绝境中挣扎的悲惨印记，也从反面印证了水患对这片土地长期而深重的困扰。

二、 众志成城：多元协同的赈灾体系与社会韧性

频繁而严重的水患，在重创东乡社会的同时，也锤炼并催生了一套成熟、多元、高效的赈灾体系。这套体系融合了官方、民间、本土、外部的力量，形成了“上下联动、内外协同”的救援网络，展现了传统中国社会应对危机的强大韧性与自我修复能力。

1. 官方赈济：国家力量的主导作用

在传统社会的赈灾体系中，官方赈济是稳定社会秩序、保障灾民基本生存的核心力量。其响应通常体现为一套制度性组合拳。1724年大水后，丹徒县令冯咏在《皇恩恤灾记》中详述了朝廷举措：“天子恻然悯恤，下诏赈灾，缓征、减赋，平粜赈粥，凡救灾之法，悉备徒邑。”具体包括：

一是蠲免与缓征：暂缓或免除当年的漕粮与地丁银，减轻灾民税赋压力，避免“雪上加霜”。

二是平粜：从外地调运粮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平抑因灾暴涨的粮价，打击囤积居奇。

三是施粥：在灾区设立粥厂，直接为最贫困的灾民提供生存所需。冯咏记载，此次赈粥累计救济超过两百万人次。

这种“缓征减负+调粮稳价+施粥救急”的模式，构成了国家层面应对重大灾害的标准流程，为后续的地方和民间救助奠定了基础。例如，《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中就有漕运总督魏廷珍奏报从苏、浙调粮赈济丹徒、丹阳等重灾区的记录。

2. 社会慈善：跨地域的爱心联动与乡绅桥梁

当本地资源难以应对巨灾时，跨地域的社会慈善力量便成为重要补充，而本地的乡绅文人则成为连接内外的关键桥梁。光绪丙午年（1906）起，东乡遭遇连续三年荒欠，本地乡绅主动联系上海筹赈局，成功申请到外部赈济。训导、大路绅士赵紫庵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他“无论远近，必躬自迎迓”，以最高诚意接待上海来的查赈善士。在1910年水灾道路阻断时，他更是“觅小舟，躬自操桨”，接送善士并引导其查勘灾情，确保救援资源精准投放。

此外，赵紫庵还效仿朱熹“社仓法”，在族内建立互助粮仓，“春借秋还”，从十石规模发展到数百石，成为族人应对饥荒的微观保障。他的行动，体现了乡绅在整合外部资源、构建基层社会保障中的枢纽作用。

3. 乡绅义举：地方社会的组织脊梁与道德表率

乡绅阶层是东乡赈灾事务的实际操盘手。他们凭借其文化权威、经济实力和社会威望，填补了官方赈济的缝隙，成为救灾的中坚力量。

东乡举人王树勋在灾情奇重时，创造性地提出“提烟捐接办平粜”的方案。他在给乡绅的倡议书中，从“今年灾情奇重，前所未有”的紧迫性出发，到“积微至巨、合少成多”的具体方案，再到“远方欠收尚思援手，况父母之乡土”的情感动员，最后呼吁“众擎易举”，展现了其卓越的组织与动员能力。

苏家巨商苏瑞山则“无不尽其心力，胥捐资以助”公益。无论是光绪初年开挖沙腰河，还是光绪二十七年修筑滨江堤岸，他都慷慨解囊并亲力监督。他甚至因宅后道路泥泞而自费铺石，这种“勿以善小而不为”的精神，是其急公好义品格的生动体现。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苏元善在嘉庆、道光年间的饥荒中屡次捐资，获“谊敦任恤”“惠周里党”旌奖；乡商艺圃在水灾中发出“全洲之人皆无食，我辈何忍独饱乎？”的慨叹，带动族人捐谷两千余斛；姚彤等人虽“固辞不获”，但在被官府委以赈灾董事重任后，仍“委曲调停”“竭智殚精”，勉力完成使命。这些都证明了乡绅是地方社会当之无愧的“脊梁”。

4. 商贾仁义：超越利益的济世情怀与实践

东乡的富商巨贾，在救灾中展现了超越商业利益的济世情怀，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付诸实践。

高桥商人丁惠斌在道光年间潮灾中，灾民“蜂拥而至”其满载豆子的商船。他未加阻拦，反而下令“即将舟停泊，任其自取”。在粮食贵如金的灾年，此等仁义之举，牺牲的是个人私利，挽救的是无数生命。

大户丁相宸在多次特大水灾中，个人捐输不下千余金，并牵头募捐，因此获朝廷“著以知县归部尽先选用”的嘉奖。但他“淡于仕途，而乐于济世”，婉拒官职，转而独资修筑圩岸道路，并常年捐助敬老、育婴等善堂。

外科医生禄生，则展现了“医者仁心”与“济世情怀”的结合。他“奔走於有力者之门，筹巨金，购杂粮以赈”，从秋到春，不辞辛劳，并认为“奔走虽劳，然视昔年患难时，苦乐顿殊矣”，其境界令人感佩。

富商苏楚卿的善举则渗透于日常，春济谷种，冬施棉衣，设材局，修桥路，“凡所知无不为，为无不尽力，而施无骄吝色，且又不欲人知”。这种低调而持续的善行，是商贾仁义最朴素的表达。

5.自救互救：乡土情谊的温暖底色与底层力量

在官方与乡绅叙事之外，普通百姓的自救与互救，构成了抗灾史上最温暖、最坚韧的底色。

种粮大户朱玉成在自筑圩堤被江潮冲垮的危急关头，对乡邻高喊：“有来运土的，每人给钱二百！”顷刻间上千乡邻涌来相助，迅速堵住缺口。当朱玉成欲兑现工钱时，众人得知是乡邻私产，皆笑拒曰“都是乡里乡亲，帮把手应该的”，一哄而散。这份不计报酬的乡土情谊，是民间力量最宝贵的凝聚剂。

另有田氏族人，其兄因预见水患而迁居高处，免于1849年灭顶之灾。然而，兄长“常怀已溺己饥之戚”，在得知昔日卖宅的许氏陷入困境后，“再三拯恤，无吝情，亦无德色”，即毫无吝啬亦无施恩之色。这种“已安不忘邻危”的互助精神，是东乡社会赖以维系的重要伦理。

三、 长治久安：从应对到防灾的治本之策与生态调适

血的教训让东乡人民深刻认识到，赈济只能缓解一时之痛，唯有从“被动救灾”转向“主动防灾”，通过系统性的环境改造与水利建设，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这一认知的转变，标志着东乡抗洪史进入了更高级、更具前瞻性的阶段。

1. 工程防灾：系统性水利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东乡的水利工程，经历了从早期的零散堤圩，到明清时期全域性、系统性治理的演进。一份清末民初的《沙腰河整治呈文》，集中体现了这种成熟的防灾智慧。呈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受灾之由，根本在于山河壅塞”。它精准地分析了水患的成因并非单一天灾，而是“山洪骤发，适逢江潮顶托”导致的内水无法外排。

据此，呈文提出了“开疏山河”的根本对策：首先，“按亩出夫、分段兴工”，疏通淤塞的主河道；其次，“开挖支河与沙腰河相连”，构建高效的排水网络；最后，加固涵闸，使其既能防潮倒灌，又能助洪泄流。呈文驳斥了“工巨费繁”的畏难情绪，强调“不开山河，水患难免”，体现了壮士断腕的决心与远见。

沙腰河，这条开凿于明末清初，于光绪初年由邑宪主持最终成形的“母亲河”，便是这一思想的产物。它“九曲十八弯”，支流众多，鼎盛时兼具航运与灌溉之利。但其蜿蜒曲折的形态，也易在水患时成为排水瓶颈。因此，对沙腰河的持续疏浚与管理，成为东乡水利的核心。光绪十九年（1893），丹徒县令王芝兰主持对沙腰河进行大规模疏浚，工程竣工后，镇江府勒石立碑，“永禁堤坡、河道禁止栽种、打坝、设罾”，以制度性规定保障水利设施的长效运行。

2. 乡贤主导：水利工程的组织核心与社区动员

任何宏大的工程都离不开卓越的组织者。东乡的水利建设，深深依赖一批有威望、有能力、有担当的乡贤。

巨商赵汇泉晚年归乡，“凡有善举，靡不竭尽心力”，尤重“濬河渠、修桥梁”。他不仅出资，更利用自身影响力协调各方，化解纠纷，形成了“商贾出资、百姓出工”的良性模式。

乡绅训导田荣，因“素孚乡望，善筹实务”，被镇江知府王仁堪聘为疏浚工程“总董事”。他上任后，制定“集乡绅议工役、按田亩征夫、劝商贾捐资”的三大策略，成功动员上万民众，耗时半年完成浩大工程。《光绪丹徒县志》赞其“智虑深远，勇于任事……乡邦倚为柱石”。他的智慧还体现在创新性地采用“以工代赈”，让灾民通过参与水利建设获得生计，实现了防灾与赈济的统一。

王树勋的《王巷汇潮闸记》完整记录了民间无数兴修水利的典型：

汇潮闸为约束王巷河秋冬水势而建。王巷西傍山田靠江潮灌溉，距沙腰河及河口甚远，潮水来缓去速，一泻无余。水灾、旱灾频发，民深受其苦。族人瑞卿倡议建闸，众皆赞同，族人踊跃出资劝募。募资毕，购木石、招工匠，当月动工，月余竣工，耗资若干，瑞卿全程主持。

此闸可防涝备旱，保农田丰收，济日用应急，益处良多。因约束江潮而名“汇潮”。

商人萧维新的善举则着眼于细微处。他见家宅旁沙腰河汲水石岸损坏，便“独自承担修筑费数十金”进行修复，既利己利邻，也维护了河道结构。这体现了水利维护中“全民参与”的微观基础。

3. 抵制乱挖：守护水利秩序的集体理性

守护水利成果与建设水利工程同等重要。东乡人民在面对可能破坏水系平衡的短视行为时，展现出可贵的集体理性与抗争精神。

清代有人提议开挖界港，让水经九曲河排出，并要求地势低洼的中心洲十二圩分摊费用。乡绅植生君挺身而出，严词驳斥：“中心洲出水有九曲河，并不沾界港水利，何得派吾洲开挑？且果使界港之水从九曲河出，则中心洲地势卑下，必成泽园，启将来无穷之弊！”他指出了该方案的不公与潜在危害。为保护乡邻，他“以一身出入公堂凡十余次”，最终胜诉，且“既无德色，亦毫无怨言”。时人誉其拯救了“十二圩千万人之命”。这一事件表明，东乡社会已形成了维护整体水系安全的公共意识。

结语

丹徒东乡的千年抗洪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互动史诗。从宋室南迁的早期拓荒，到明清以来与水患的艰苦卓绝的博弈，东乡人民书写了一部并非被动承受，而是主动适应、积极改造的生存与发展传奇。

（作者为镇江市人大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