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镇江的总集与李恩绶

镇江历史上的总集可以说相当丰富，早在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之前，临川王刘义庆就编有《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其弟刘义宗编有《赋集》五十卷，唐代殷璠编的《丹阳集》（或称《丹阳进士诗集》）被《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是较早汇集地方文人作品的总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丹阳集》惟录乡人，《箧中集》则附登乃弟。虽去取佥孚众议，而履霜有渐，已为诗社标榜之先驱。”）而宋代熊克《京口诗集》、曾旼《润州类集》则是较早的以题材与镇江相关为选录标准的总集。此外以女性文学为主题的有徐勉《妇人集》十四卷、徐陵《玉台新咏》十五卷，汇集方外作品的有《京江三上人诗选》《焦山六上人诗集》。清代蒋宗海、周纲、王豫等都编有多部总集，但蒋、周编纂的《后八大家文钞》《古文选读》等均未传世，王豫的《江苏诗征》《京江耆旧集》则有完整传本，蔚为大观，彰显了镇江乃至江苏文人的诗歌成就，也是镇江人在总集编纂方面值得称道的贡献。

而晚清时期，和杨棨、周伯义等人同样致力于纂辑地方史志并取得重要成果的李恩绶，也在总集编纂方面有一定建树，这就是《润州赋钞》。李恩绶（1835—1911），字丹叔，一字亚白，号讷庵、文靖。清丹徒人。附贡生，为候选训导。居合肥十二年，后馆于江安粮道署中适园，又馆徐州镇署。工诗文，尤以擅写骈文辞赋著称，与谭献、冯煦等交。撰《讷盦类稿》等，辑《丹徒县志摭余》《紫蓬山志》《招隐山志》等。

二、《润州赋钞》的编纂目的和意义

关于《润州赋钞》的编纂目的，李恩绶撰有一篇《醵刻润州赋钞小启》，说：“吾郡四县，臂以焦麓深翠匼匝，腹以练湖渊澄渟著，且山峙龙顾，堂遗射鸭”，“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然则草木甄阜，烟云贡姿，掬山色于衿端，泻江声于笔底。唯其人钟灵秀，是宜义擅敷陈”。他认为，镇江山水、人文鼎盛，为赋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

但李恩绶指出，直至清末，镇江并没有产生关于编纂地方性赋类总集。他在《小启》中说：“昔京口之集，纂自熊克。丹阳之诗集，汇自殷璠。以及刘漫塘耆旧之传，曾彦和润州之录，皆取式风雅，用彰乡哲。独于赋苑，致慨缺如。”他简要列举了殷璠、熊克、曾旼等人编纂地方总集的成果，但是惋惜其中没有赋类总集。他不知道或忽略了南朝宋时刘义宗的《赋集》，但考虑到《赋集》并未传世，而且从书名看不太可能是一部南徐州地方题材或地方作者赋作的汇集，因此并不影响李氏的观点仍然成立。

李恩绶肯定殷璠、熊克等人编纂的总集具有“取式风雅，用彰乡哲”的作用，这显然也是他编纂本书的目的，下文又说本书要“有功乡献，振采词林”，也就是彰显镇江文人在辞赋创作方面的成果，两句话的内涵基本一致。书后丹徒县学教谕蒋萼的跋也谈及这一点，说本书“藏之名山，以存此乡邦文献可也”。

不过蒋萼这句话，除了肯定本书可以保存地方文献、彰显地方文化品位之外，还有另一层深意。蒋萼（1835—1915）是江苏宜兴人，清光绪二年（1876）举人，历任高邮学正、丹徒县教谕、镇江府教授等职。工诗，撰有《醉园诗存》《醉园齑臼词》《阳羡唱和集》等。据《续丹徒县志》卷十、本书蒋氏跋，他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任丹徒县学教谕，因读到李恩绶的《缝月词》，“乃知君与余向皆以试诗赋冠一郡，出和州鲍华潭师（源深）之门”，且同年同月生，因此主动订交，并于是年“季秋中浣”为本书作了跋，也就是农历八月中旬的休沐日。而本月初二，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大吏奏罢科举，朝廷发上谕，“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蒋萼身为教官，却突然得知这个消息，心情无疑是颇为复杂的。而且由于和李恩绶同以诗赋显名，他对诗赋在明清八股取士时代的作用、对于李恩绶编纂《润州赋钞》的价值，产生了更深的思考。他在跋中说：

夫赋虽小道，然唐以之试进士，国朝以之教词臣，凡散馆大考，皆视其工拙别去取、判升沈焉。康熙乾隆两朝特举博学鸿词科，亦重赋才，得人俱称极盛。……近因时局多艰，育才兴学，方且奉明诏罢制科，登高能赋固已无所用之，但一切文字之学，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非必有导之者。即如倚声一途，莫盛于宋，岂尽由大晟乐府振之？迄今八百余年，音律虽传之非真，不能使当筵妙伎立时歌以娱宾，而按谱填词，攻之者依然不绝。且谨守绳墨，较前代尤斤斤焉。安知二千年之赋，此后遂成绝响乎？愿丹叔姑藏之名山，以存此乡邦文献可也。

蒋萼认为，辞赋过去是科举取士的工具，地位不言而喻；明清以后实行八股取士，但辞赋仍然是散馆大考、博学鸿词科的工具。现在清朝遭受列强侵凌，国家危亡，朝廷连科举都废除了，那么辞赋作为读书人仕进之阶的作用就彻底断绝了。可是反观另一种文学体裁——词，它既没有功名科举的吸引力，也没有歌舞遣兴的声色之娱，甚至连依据的乐谱都已失传，但后世仍然有许多人喜欢填词。因此蒋萼认为，辞赋虽然已经不再是取功名富贵的工具，但它仍然可能为后人欣赏、诵读并继续创作。然则李恩绶的《润州赋钞》还可以向后人展示镇江人的辞赋是什么样子，方便他们学习、理解、仿效。这里引用司马迁的《史记》自序中的“藏之名山”，自然也隐含下句“传之其人”，他期待流传“二千年之赋”，此后不会“遂成绝响”。

三、《润州赋钞》的编纂、刻印方式及版式特征

熊克编纂《京口集》、曾旼编纂《润州类集》，是依靠官府的力量。王豫编纂《江苏诗征》，得阮元资助，并有江藩、许珩、凌曙三位朴学名家帮助校正。嘉庆年间张学仁以个人力量编纂《京江耆旧集》，担心闻见有所不足，于是采用了主动发启事向镇江世家、文人征诗的办法，他在《〈京江耆旧集〉征诗启》中说：“惟冀芹藻名贤、枌榆旧族，启枕中之秘，发累叶之藏。上稽国史之登，下考家乘所载。荩箧频搜，邮筒迭寄。汇成全集，用备大观。”李恩绶凭一己之力编纂《润州赋钞》，也采用了这种办法。他在《醵刻〈润州赋钞〉小启》中说：“唯冀芹藻名流、枌榆旧族，勤惠藏稿，兼佐筑赀。”希望镇江各地的书香世家主动提供珍藏的地方文人所作辞赋。不仅如此，李恩绶还更进一步向社会募集刊印的资金。文章标题中的“醵”字从“酉”，可见本义与酒相关。《礼记·礼器》：“周礼其犹醵与？”郑玄注：“合钱饮酒为醵。”就是说，醵的本义是几个人凑钱喝酒，后来也用来指凑钱做其他活动。李恩绶在文中说“兼佐筑赀”，就是希望大家除了提供文稿之外，还能捐赠一些资金，待《润州赋钞》完成后进行刊刻。

蒋跋称李恩绶“辑《润州赋钞》，已甄采三百余人，随得随刊，至庚子岁乃不得不止”。从本书的版式和刻印方式来看，也明显与“随得随刊”的编印方式相契合。一般的古籍编排，是以卷为起止，即从每卷第一叶的右上方起首，一卷内的诗文首尾相接，如果卷末文字不满一页就留空，另外版心处，往往会标明卷次。而《润州赋钞》则在两点都作了变通：一、在内页编排上是以人为起止，每个人的作品都是从某页的第一行开始，只要最后一篇赋不满一页，剩下的幅面就都留空，下一个人的赋再从下一页的第一行开始。二、除开头冷士嵋的《登金山赋》《旅赋》，版心处标“润州赋钞卷一”之外，自张玉书以下，版心只标“润州赋钞卷”，下面没有刻数字。也就是说，每一卷这样“随得随刊”，可以很容易面对这种情况：即后收到的作者、作品比先收到的时代更早，那就可以将它排到前面去。这种编排方式必然会影响卷次的安排，所以李恩绶安排人刻版时，版心处的卷次暂不标数字，可能计划待全部书稿完成后重新分卷次，然后再在版心处增加二、三等字样。但最终如蒋跋所说，“至庚子岁乃不得不止”，清朝遭遇八国联军侵略等事，两宫西狩，国家动荡，作者无心编纂，于是意外中止，之后也没有再在版心处补齐“卷一”“卷二”“卷三”字样，就此直接印刷。

《润州赋钞》冷士嵋部分内芯版式

四、《润州赋钞》作者辞赋选录情况

本书题名“润州赋钞”，实际上只收清代镇江人的辞赋，准确来说应该叫“国朝润州赋钞”更合理。李恩绶在《醵刻〈润州赋钞〉小启》中，对清代辞赋创作情况作了一个简述：

昭代以来，赋学振起。江泠一老，绘旅士之神（冷秋江先生赋载《江泠阁文集》中，卓然名家）。韵石百篇，惊试官之胆（丹阳姜元章孝廉有《韵石斋赋钞》）。参军俊逸，应召呈才，尤品俪冰壶，名彰铁瓮（鲍雅堂郎中以《玉壶冰赋》应纯庙召试第一）。至若京江三鼎（谓钱鹤山、王兰舟两孝廉及金坛冯玉溪，学博也），所诣皆精。濑上二彭，其才独大（邓孝威云：濑上二彭采其英篇，足跨时彦。谓爰琴、冶云两先生也。杜黄冈偁爰琴赋才独大，康熙初荐鸿博，以母疾辞）。延自道、咸之交，昆明李公栯堂暨（予）和州师华昙中丞两宗匠，陶铸古学，佑启后进，一时韵不单奏，啸必双应。许甘左纪，齐罗四姓之英。杨马班张，各有千秋之作。

《润州赋钞》冷士嵋以后内芯版式

这里列举的镇江赋家，道光、咸丰以前只列举了冷士嵋、姜藻、鲍之钟、钱之鼎、王沄、冯调鼎、彭桂、彭极八人，其中冷士嵋、鲍之钟、钱之鼎、王沄为丹徒人，姜藻为丹阳人，冯调鼎为金坛人，彭桂（字爰琴）、彭极（室名冶云堂）为溧阳人。文中明确称赞冷士嵋的《旅赋》、鲍之钟的《玉壶冰赋》。由于钱之鼎、王沄（原名朝鼎）、冯调鼎的名字中都带有“鼎”字，所以称之为“京江三鼎”；彭桂、彭极均为溧阳彭氏，故称“濑上二彭”。道光、咸丰以后，由于两位江苏学政李煌（道光间任）、鲍源深（同治间任）都提倡诗赋，使得镇江作赋者更多，达到“韵不单奏、啸必双应”的效果，李恩绶甚至说“许甘左纪，齐罗四姓之英；杨马班张，各有千秋之作”，不免有夸誉虚饰之嫌。这里的“许甘左纪”“杨马班张”都不是实指，如果据本书考实，晚清作赋较多、本书收录3首以上的赋家应该包括冯煦（金坛人）、杨棨、徐锡麟、杨履泰、丁立中、丁立干、延清、丁传靖，当然此外还应加上李恩绶本人。

蒋萼在跋中说李恩绶为编《润州赋钞》“已甄采三百余人”，但根据现在的刻本统计，实际收录的只有133人，其中丹徒人最多，共104人，包括冷士嵋、张玉书、鲍皋、程梦湘、鲍之钟、王文治、鲍文逵、严保庸、张学仁、杨棨、王豫、张崇兰、钱之鼎、陈宗起、丁绍周、李承霖、柳兴恩、周伯义、鲍上宗、高觐昌、茅谦、丁传靖、姚锡光、丁立钧，特别是清代晚期的文史名家，几乎全部囊括在内。其次丹阳，共14人，为贺鉴、彭澧、魏晋贤（锡）、徐锡麟、周玉瓒、周枟、於衍寿、黄之晋、周寿朋、贺芳、王承祖、王英冕、王纯冕、王钟骏。其次金坛，共5人，分别为于振、于敏中、冯调鼎、段濬源、冯煦。其次溧阳，共3人，为沈楚望、谢逢源、沈宗奭。此外还有7名旗人，为庆安、春元、爱仁、彭年、寿海、延清、国柄。人数差异如此之大，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丹徒较近，交游较广，因此搜集的赋家赋稿较多，而其他各县则交游相对较少，难以收集齐备；又如李氏写《醵刻〈润州赋钞〉小启》，既征文稿，又征刻印费用，如果丹徒文人出资较多，自然优先刻印，其他各县的文人出资较少，自然要押后办理。特别是李恩绶在《小启》中盛赞“濑上二彭”，显然已看到彭桂、彭极的赋作，并且非常欣赏，但本书却并未刻印二人的赋作，显然不是没有收集到，只是来不及刻印而已。从这个角度看，《润州赋钞》是一部因庚子之变而被迫中止的总集，实际完成度只有1/3左右，远不是李恩绶收集数量的全部，也称不上是他理想中的镇江清代赋作总集。

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本书看到，在一个八股取士的清代，特别是在科举即将废黜的晚清末世，仍然有许多人对于辞赋保持极大的兴趣和耐心。从赋作的形式上，既有汉赋，也有骈赋、文赋。从创作内容上，则广泛涉及对经典或诗歌名句的发挥，对历史事件、当代政务的描述，当然还有大量对镇江山水名胜、人文史事的称颂。从创作群体上，出现了不少家庭乃至家族式的熏染和传承，如鲍氏有鲍皋、鲍之钟、鲍文逵、鲍上宗，丁氏有丁绍周、丁立干、丁立钧、丁立瀛、丁立中、丁传靖，吴氏有吴保龄、吴丽生、吴荣森、吴台朗、吴台寿、吴台文、吴台章、吴永谦、吴佑曾、吴毓庭等，颜氏有颜浩、颜崇名、颜锡名、颜锡鬯。从创作方式上，则存在不少的同题竞作，显然是同学朋友之间、兄弟之间相互敦促学习的创作。此外有7名旗人能写赋，也说明即便在清朝扬满蒙、抑汉人的民族政策下，仍然有很多旗人深刻融入汉文化，连赋这种偏浮华、无实用的学问也不例外，并且达到很高的水平。而赋作为古代的一种重要文体，用来反映镇江文人的文学水平、文学风尚、生活方式，反映镇江历史文化等方面，还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探究。

（作者为镇江市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