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金柏

摘　要　立足于文化的整体性，将“宜侯夨簋”出土地的宗教、名字、风俗、传说、历史、方言等文化分子的特性聚焦，求得公共解——基因；据基因释读簋铭，破解文化谜案，复原历史真相。

关键词　整体求真；文化基因；簋铭释读  

一、问题

1954年，带有铭文的“宜侯夨簋”（以下称“夨簋”）在大港烟墩山出土。70年来，专家学者对一百二十余字簋铭的考释，众说纷纭，在如下十多个问题上产生了四十多个分歧：

1.夨簋的国属，有吴国第一重器说、非吴器说。

2.簋铭“王”世，有成王说、康王说、昭王说。

3.“”字的释读，有“宜”字说与“俎”字说；“宜”地望的考察有丹徒说、宗周王畿说、河南宜阳说；“俎”地有大港圌山说、洛邑边鄙说、宜水说、邳县加口说。

4.泰伯建立吴国的地方，有镇江大港说、无锡梅里说、江宁梅里说、岐山陇县说、山西平陆说。

5.“”字的释读，有“虔”“虞”“虎”三种隶定。

6.“虞”地的地望，有武王封周章的吴国说、夏墟说等。

7.“虞”与“吴”的关系，有“虞”通“吴”说，有“虞”与“吴”是明确区分说。

8.国名的疑问，有吴国说、宜国说。

9.“夨”的身份，有太伯、仲雍之后的周章说、熊遂说、柯相说，周公之后说，殷遗民说，朱方成员说，与作册夨令为同一人说。

10.“虞公父丁” 的身份，有夨令之父父丁说、周章之父叔达说；还有将“虞公”“父丁”认为是两人的说法，认为“虞公”是周章，“父丁”是熊遂。

11.簋铭涉及的“虞”“宜”“吴”关系的争论。

对簋铭考释的争论，二十多年前，苏州大学历史系王卫平先生以《半个世纪以来围绕“俎侯夨簋”的论争》一文总结道：“不解决吴的建国史，难以解开俎侯夨簋的疑惑。就目前而言，吴国早期历史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考古发掘资料”。此后考古与簋铭研究持续不断。2018年，河北师大考古系王一凡先生发表《宜侯夨簋学案综理》说：“在未有更多材料出土之前，我们不好对此问题进行过度的主观臆测”。

两位王先生都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在考古发掘上，这是“二重证据法”的要求。王国维先生在20世纪初提出 “取地下之新材料”（考古成果）与“纸上之遗文”（传世文献）互相释证，创立了“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是指历史事件发生时直接产生的原始材料，如当时的文献、实物、口述记录等第一手史料，以及后人对历史的研究、分析或转述的第二手史料。“二重证据法”立足于西方近代的实证精神，又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极大地推动了古史研究和考古学的发展，被国内古史研究者奉为圭臬。但是，方法有边界，“二重证据法”不是万能的。对簋铭众说纷纭的释读说明，在文物、文献史料不足的情况下，仅凭“二重证据法”不能解决问题。

上古历史文化不可能有意地给后人留下充分的史料，留下的史料也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流失、磨灭。吴王陵区的烟墩山砖瓦厂与青龙山采石场，在三十多年的开采作业中，流失很多文物。后世对历史的记载、转述，也会遭到改朝换代的禁忌、销毁、篡改、歪曲。如果不是考古发现，谁也不知道圌山脚下是吴王陵区。圌山山名与登山庙会的源头来历也不见于历史记载而流于传说。关于簋铭研究，可以说文献的寻找已山穷水尽，文物的探寻、挖掘余地也趋于枯竭。那么缺乏第一手与第二手史料证据，我们是不是就无法厘定宜侯夨簋学案？对吴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是不是就一筹莫展呢？答案是否定的。为弥补“二重证据法”之局限，走出簋铭及吴文化研究的困境，笔者提出“整体求真法”并释读簋铭。

二、整体求真法

文化基因是一个群体的信念、习惯、价值观在集体潜意识中的积淀、内化。文化基因在历史文化的开端中产生，在历史的磨砺中传承、演进，有意无意地统摄着群体的精神面貌、文化特质、历史走向，梦幻般地表现在具体文化中。

文化与生命一样是完整的系统。文化系统在基因统摄下，共时的各部分与历时的各阶段都关联依存。基因赋予系统中各分子的特性，各分子也都具有基因信息可究；基因贯穿于历史，对历史具有深远、广泛的影响，在历史中演进，凡事皆有迹可循、有脉可溯。在整体系统中，分子与整体都有联系，即便某部分没有留下文物、文献，即便文物、文献在历史的激荡中毁灭、遗失、篡改了，不能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可通过其他部分的特性聚焦，求得其基因；根据基因解释其未知的内容与性质，进而复原其面貌。这种方法称为“整体求真法”。“整体求真法”对每个具体问题不作线性的逻辑论证，而在整体观的立体关系中求得公共解，各个具体问题构成互证，达到理性的自洽。“整体求真法”扩展了“二重证据法”的思维方式与证据链。证据链不仅是第一手与第二手史料，而是文化整体的方方面面，笔者称之为第三手史料。

“整体求真法”由“聚焦基因”“辨正检验”“重构复原”三大过程构成。这三个过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说明问题，对方法进行分述并释读簋铭如下：

聚焦基因        

一种文化的宗教、名字、风俗、传说、历史、方言等分子都有其特性，各自特性的成因假说可能有多种，各自成因假说的交汇点就是共同的基因。这种方法，犹如无线电定位，利用无线电测向装置，从不同位置测向，聚焦定位。这种方法，也如数学问题中的解方程组，一个文化系统中的各分子问题，分别对应一个方程，它们一起构成一个方程组。这个方程组的公共解就是这种文化的基因。专家对簋铭中某一问题的释读，都有一定的道理，产生那么多分歧，就是该分子问题对应的方程的多个解。作为一种文化的方程组必须找到公共解，才是正确答案。

宜侯夨簋的出土地是大港烟墩山，考古与文化遗产普查表明，这里直径十公里的范围内，即以圌山为标志的大港区域，密布都邑形态、都邑关系的文化遗址、遗存、遗风。簋铭为标志的文字史料、全国文保单位“西周烟墩山墓地”为标志的吴国王陵区、江苏省文保单位“断山墩遗址”为代表的聚落遗址群、半山庙为代表的圌山疑似祭祀遗址群、仙墓山顶遗址（毁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代表的陵区祭祀台、江苏省文保单位“孙家村青铜铸造遗址”、 “圌山庙会”［1］为代表的吴文化遗风遗俗等，这里的各文化分子构成一个方程组。

簋铭记载的是封国大事，其中“”三字是关键信息。“”是地名， “”是“宗土”，即社稷宗庙。“”字主要有“宜”与“俎”两种解释。“宜”也好，“俎”也好，都是由祭祀派生的地名。郭沫若先生直觉地提出，“其地望或即在丹徒附近”。假设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这种国家祭祀就必定对“丹徒附近”的宗教、地名、风俗、传说。历史等文化分子特性产生影响。笔者在《江南古镇大港的文化基因初探》［2］中说明，丹徒的大港圌山地域在历史上一直是香火浓烈，庙宇密集。上世纪，大港四十几平方公里有着四十多座寺庙。传说这里的山名为瑞山，因禁忌王气，被秦始皇改为圌山。乡民们有着深厚的农神崇拜情节，土地庙大而多，超大的江湾土地庙与半山土地庙，后分别改为小学与农业中学的宿舍。各方面的信息聚焦，直觉告诉地我们，这些个性特别的文化源头是“宗土”祭祀。

簋铭中的“宗土”供奉的核心神灵是后稷。后稷是吴侯的先祖，是吴民的农神。 “宗土”祭祀就是以土谷农神祭祀为基础的社稷宗祖祭祀，是吴国历史文化的核心基因。单从聚焦过程看，这还是假说，下面对这一直觉假说进行检验。

辨正检验

辨正检验是对直觉的、推测的基因假说进行验证。这种方法犹如数学中对方程组的解的检验，文化基因就如方程组的公共解。方程组中，每个方程的解可能有多个，但公共解只有一个，如果某方程的解不是公共解，代入其他方程就行不通。只有这个文化系统的基因，才能解释这个文化系统中各分子问题的文化特性。将基因假说，代入地方文化的各个具体问题中，看看能不能在逻辑上说得通，能否取得考古、历史、逻辑的一致性。如果能，这个基因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

夨簋出土地的圌山文化有强烈的地域个性，然这种个性特点的成因是什么？长期以来一直没有答案。现在圌山文化的各种谜案用“宗土”祭祀这一文化基因来解释，都能得到合理的答案。限于篇幅，这里选择代表性问题来说明。

“”字是“宗土”所在的地名，主流释读是 “宜”与“俎”，郭沫若先生认为 “其地望或即在今丹徒附近”。但“丹徒附近”，甚至江南吴地都没有地名在历史文化上能与“宜”或“俎”字对接。十年前，笔者在《圌山——夨簋铭文之谜》［3］一文说明：此字由本义“俎”孳乳分化出“宜”字；“俎”在簋铭中引申为吴侯祭祖之地，在吴国灭亡后的王气禁忌下，演变为方言qu音的山名——圌山。圌字与簋铭“”字有字音、字形的演变关系，字意的引申关系，“”就是簋铭出土地依傍的圌山。这一推测将“宗土”祭祀的基因源头与圌山文化流脉接通，使簋铭的历史谜案与圌山的文化谜案得到合理解释。

圌山地域的宗教有三个特点，一是农神至上，二是神道佛一堂，三是世俗色彩。吴国灭亡后，大港祭祀传统中带有吴国“宗土”王气的内容被禁忌，以后稷为核心的“宗土”庙废黜为民间的土地庙，土谷农神改头换面变成了“土地公、土地婆”。 “敬公公田苗茂盛，谢娘娘五谷丰登”，近代大港土地庙的对联依然不离谷神的主旨，规制也继承高大上的传统。圌山的“半山土地庙”，依山而列有五进之多，门面是气派的楼房。“半山土地庙”下有大片作为原始建材的山石废墟。大港的江湾、柳湖等地都有特大的土地庙。唐代大港东岳庙建于土地庙旁，南唐、南宋与明代的重建、扩建依然保留着土地庙，使之成为庙中之庙的奇观。

《丹徒县志》载：传说秦始皇禁忌圌山王气，将山名“瑞”字，除王加框，造了一个“圌”字。传说是历史的风影，所谓王气，当是“圌宗土”祭祀的社稷香火之气。圌山的“半山土地庙”不知始建于何时，庙周残存大片以山石为原始建材的废墟，山岭有多处山石围起的平台。“半山土地庙”与山岭平台疑似“宗土”祭祀的遗址。圌山“‘wǎngmin 日子’庙会的‘望绵’与‘亡命’传说，当是吴国遗民在禁忌王气下掩盖‘王民’之祭的托词。在‘伐宗庙,掘社稷’的高压下他们只能托名‘望绵’——遥望绵山纪念忠臣介子推;托名烧纸给‘亡命’野鬼来掩盖祭祖之实。改朝换代的禁忌使‘宗土’之祭隐匿了吴王色彩,但土谷农神崇拜的民俗信仰难以改变。”［4］

刘禹锡在润州北固山感怀曰:“风俗泰伯余,衣冠永嘉后”。秦始皇禁忌吴国王气，但禁忌不了由“圌宗土”发端的民俗香火。抗日战争前，圌山有寺庙观庵40余处，大港镇41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有寺庙道观69座［5］。“江苏省城市一级古树名木名录”［6］中，祭祀场所的古银杏镇江有71棵、苏州25棵、扬州25棵、南京16棵。其中大港及周邻四镇就有36棵，江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祭祀场所有这么密集。

神圣的祭祀香火陶铸宗教精神，表现出重义轻死、忠孝节义、武尚强悍的王气民风。《吴都赋》说的“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慨之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三国孙氏高举“吴”字大旗，南朝宋、齐、梁、陈在镇江经营起家与这里的王气民风密切相关。称帝后的刘裕把家乡的祭祀场所列为“淫祠”加以摧毁。建都北方的李唐同样忌惮这里的香火，唐初毁“吴楚淫祠1700余所”［7］；长庆二年再毁镇江淫祠一千余所。而受北方威胁的宋徽宗则寄希望镇江的香火，赐名大港仁静观为“华阳观”［8］。

自宋代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后，圌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每当社稷江山发生危机，圌山地域的乡民都以强烈的家国情怀投入到爱国战事中。韩世忠大军抗金、张世杰抗元水战、明代齐恩抗倭、张煌言抗清，清代抗英，辛亥革命与民国抗日的战争，圌山乡民参与其中，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长江如练绕南垂，古树平沙天堑奇。六代山川愁锁钥，十年父老见旌旗。阵寒虎落黄云净，帆映虹梁赤日移。夹岸壶浆相笑语，将毋徯后怨王师！”张煌言的这首《师次圌山》是圌山乡民家国情怀的写照。

“圌宗土”祭祀是能够解释圌山各文化分子的基因。圌山文化发端于“圌宗土”的王气，由祭祀香火一脉相承，贯穿在历史长河中，统摄着文化的方方面面。 “圌宗土”祭祀的基因，作为各种圌山文化的公共解，可以证实假说，并在下述重构复原中得到全面验证。

重构复原

根据基因复原历史，就像法医画像。画像不是照相，不能保证每一个像素绝对准确，但在总体结构上、大关系上、本质上是正确的。总体结构的大关系与内在精神本质把握的依据就是基因，外在依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史料，与存世的文物、非遗。我们根据聚焦和验证得到的文化基因来解释、描述这种文化，是追求其本质，而不是表象。比如对“断发文身”的探究，“整体求真法”不能像照片一样还原泰伯有几根头发，而是把握典型发型的文化意义。在“整体求真法”的解释和描述过程中，我们不能绝对保证每一个具体问题的有关答案是那么绝对正确，但它内在的道理上是正确的，外在的表现上比历史更典型、更集中、更传神。

李学勤先生在《宜侯夨簋与吴国》一文中说：“成王时三监之叛，原以东方为基础，‘周公征之，遂定东夷’。这时叛周力量一部分残余南移，如江苏武进奄城，传即奄人所迁，《越绝书》称之为‘古淹君地’。周王观看地图，有鉴于历史经验，深感有加强对东国统治的需要，这是簋铭封宜的缘起。［9］”《吕氏春秋·古乐》载:“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江南。” “整体求真法”支持上述判断与文献记载，根据“圌宗土”祭祀的文化基因，大体可勾画出簋铭记载的封侯大事。

三监之叛，周公代成王征讨，奄人残部逃到江南。本来江南是周王鞭长难及的地方，王师即可班师回朝，但是江南有个被武王封国的周章。这个远在江南的诸侯与“三监”相比，血缘与距离更加疏远，三监与武庚串通反叛的教训，使代王的周公必须加强与周章的关系。

周公挥师将奄人打散于淹城一带，随即考察吴国。周公以成王的名义听取了周章的国情汇报，视察了圌山的吴国社稷宗庙。周公对这位不忘立足之本，祭祀先祖后稷，精忠周室王朝，治国卓有成效的周章十分满意。奄人逃匿的地方正在圌山的东南方向，圌山进可取，退可守，是周室王畿的东南屏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亟须周章来守卫。周公审时度势，运筹帷幄，选择在圌山的社稷宗庙，对着先祖后稷上演了一出极其隆重，超出常规的赏赐大戏。周公在庙中请出武王、成王伐商图与东国图，与周章一起省看周吴的依存关系与国防形势，走过占卜程序，以周王的名义用含有祭祖之意的“”字封这位吴侯周章一个光荣称号——“”侯，并将战争缴获的兵器、战俘、土地做个顺水人情一并赏赐给周章。

三、结语

“整体求真法”中，“基因测序”“辨正检验”“整体复原”三位一体，交织复合。对簋铭中基本问题的判断与过去的研究成果并不矛盾，比如“王”为成王的判断，陈梦家、郭沫若先生早就说过；“” 释读为“俎”，陈邦福、张敏先生有论在先。本文是将直觉的、推测的假说放在历史文化的整体中进行验证，求得基因，对簋铭作出合乎整体的解释。这里求得镇江吴文化的基因是农神崇拜的圌山祭祀，对夨簋出土地的文化现象与簋铭记载的历史作出大体的解释。

参考文献

[1][4]赵金柏《圌山庙会探源》《镇江社会科学》 2009年第1、2期

[2]赵金柏《江南古镇大港的文化基因初探》2023年《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论文集》

[3]赵金柏《圌山——夨簋铭文之谜》2015年《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论文集》

[5]《丹徒文史资料第十六辑》第2页

[6]《丹徒文史资料第十六辑》第207页 

[7] 2004年3月12日《新华日报》

[8]《丹徒文史资料第十六辑》第6页

[9]李学勤《宜侯夨簋与吴国》《文物》1985年第7期

（作者为大港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