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勇

摘　要　本文把明代镇江漕工作为考察主体，从人口构成、组织形态、生计状况和社会交往等方面入手，探讨这一阶层在国家漕运网络与地方秩序体系下的位置；同时综合援引《明实录》《漕运通志》和《丹徒县志》等地方志书、碑刻材料、契约文书等相关史料，发现镇江漕工不但从事漕运，而且参与到当时的社会活动中，他们的群体抗争、内部组织和实践行为，体现了明代下层社会的脆弱性以及国家制度与民间力量的对峙性。作为大运河上的“漕运咽喉”，考察镇江漕工是把握明代江南地区社会秩序变迁的一个良好视角。 

关键词　明代；漕运；漕工；底层；社会秩序 

镇江坐落在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黄金水道”的地理优势，让这里成为“漕运咽喉”。明代，镇江凭着独特的区位位置，成了漕粮北运的关键节点。明代每年要运送四百万石漕粮，其中江南地区七成需经镇江转运。那时，镇江段的长江和运河上，漕船不断，帆影点点，运河两岸闸坝、码头、船厂密布。这么大的漕运规模，催生出了庞大的漕工群体，运丁、水手、纤夫、船匠、仓夫都在其中，他们干着驾船、拉纤、修船、管粮仓这些重活。 

长久以来，很多研究都关注着镇江的军事地位、历史地位、宗教文化等以及近代开埠后的变化，但对于支撑起整个漕运最重要的群体——漕工，则鲜有提及，对其进行单独研究基本上是没有的。即便有少数文章提到了他们，也认为他们是被当作执行国家政治制度的人员，而忽略了他们作为社会主体的存在，更不会关注他们在漕运过程中的内部组织方式以及日常生活规律的秩序问题。本文意在弥补对于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之处，从诸多史料中将明代镇江漕工群体展现在我们面前，并且让读者能够明确地知道他们在国家与地方、官方与民间、制度与生活之间的复杂处境。

一、镇江在明代漕运中的地位 

明代漕运素有“国家命脉”之称，年纳东南粟米四百万石供奉京师。永乐移都北京后，漕额剧增，成化八年（1472），定制“四百万石”为常额，“江南粮”占七成以上。镇江是当时江南粮赋兑运至北方必经之地。   

镇江的枢纽功能体现在两条主要物流线路：一是苏松常嘉湖诸府粮舶，自太湖流域东出，经丹阳、常州进入镇江，在此完粮过坝；二是镇江本府（丹徒、丹阳、金坛）三万五千余石漕粮，须在西津渡、京口闸一带交兑。弘治《镇江府志》卷七《漕渠》载：“每岁春夏之交，漕艘鳞集，帆樯如林，舳舻尾衔，绵亘数十里。”大量船只候潮、候闸、候风，使船工、纤夫、脚夫形成季节性劳动力市场：船舱需修补，粮斛需盘驳，缆绳需纤挽。据万历《大明会典》二七卷，南京、镇江、常州三卫共领船一千一百二十只，以每船水手十至十四人计，仅“运军水手”已一万三千人；再加京口、丹徒二闸设闸夫四百三十二名，金坛、丹阳各一百名，挑粮脚夫三百名，及临时雇纤夫八千人，峰值人数可达二万。而当时镇江府城才三万户、十万口。外来单身男性劳动力短时占比高达两成，对城厢的治安、米价、房租、娼赌产生显著冲击。

二、漕工的身份构成与组织形态 

明代漕运实行“军运制”，即由卫所军户承担漕运任务，形成“运军一运丁”体系。镇江地处南直隶，其漕工主体主要来自附近卫所，如镇江卫、扬州卫、苏州卫等。据《明会典》记载，南直隶共设漕运卫所二十余处，镇江卫即为其中之一。

漕工是不一样的，他们分多种层级与工种。卫所旗甲领船，核心是“运军”，属于卫所里的军人编制，专职于驾驶漕船；而“运丁”大部分是“运军”的眷属或者被雇来的民夫。“运丁”主要承担纤挽运载、迁仓转库和人工搬卸的工作。此外还有“船匠”从事修造漕船，“仓夫”看管沿河粮仓，另外还有专门随船巡查的人叫“水手”。按《漕运通志》记载，每船定额：“正军一人，帮军二人，水手十人，纤夫二十人”，一船共要三十多人。镇江作为重要的漕运停泊站和补给点，长期泊有数百艘漕船，因而漕工也是万人以上。 

镇江卫旗甲之下，分为三种不同的身份。

1.旗甲运军——世袭军籍，月粮七斗，行粮每石加耗五升，须再“包揽货物”来弥补亏空。 

2.募民运丁——招募淮扬、徐邳一带无户籍、属于游民者和“赎免囚徒”来当兵，“赎免囚徒”只是发给他们粮食。 

3.短雇纤夫——多为沿江穷苦农民，按天给纤夫算工钱，而租用他们的埠头则从纤夫工钱中抽取一成。 

漕工群体内部有着严格的等级规矩。运军归卫所军官管，按“总运—把总—旗甲”的体系来管理。《丹徒县志·兵防志》里也写着：“漕船过镇，分泊新河、甘露港，设把总统辖，旗甲分领，昼夜巡防。”旗甲是最基层的单位，一般由一名运军带着十几个运丁，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一起干活，一起生活。

明朝中后期，卫所制度运行乏力，好多运军都跑了，朝廷没办法，只能“募民代运”，这就让漕工里“民夫”的数量激增。这些民夫大多是沿江的贫苦农民，身份似军非军、似民非民，如此，漕工群体更复杂了。嘉靖年间，镇江知府林鹗就曾上奏：“漕船过镇，丁夫杂沓，半为民籍，无籍可稽，易生事端”（《丹徒县志》）。从这话能看出，官方对这部分人的管理缺乏信心。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处于体制边缘“半军半民”的漕工，为后续骚动埋下伏笔。 

按《大明会典》卷二十七记载，全国漕船有“一万二千一百一十四只”，其中由南京、镇江、常州三卫所“领船一千一百二十只”。若按每船“正、副驾各一人，水手十人至十四人”的编制算，镇江段每年运军用舟楫上万之众，兵船除外，民船人数在一万三千人左右。除此之外，镇江京口、丹徒二闸额设“闸夫”四百三十二人，加上金坛百名、丹阳百名，一共六百余人；此外，还有一个“京口挑粮脚夫三百名”的编制，但却是“听募”而不“编役”。船到新丰、吕城、奔牛段需“雇纤”拉船，如果有一千一百艘同时过境，雇纤夫将近九千，其中有一半纤夫在镇江段活动。 

综上估算，各色各样到镇江城厢及沿江一线从事各业漕工的人数，最多时可达两万人，而当时镇江府城不过三万户、十万口左右，其中外来壮年男性短时占比可能高达两成，对城厢秩序构成了挑战。 

三、生存状态与经济困境 

漕工虽是朝廷公差，但实际上生活过得很凄凉，所获收入无外乎“月粮”和“行粮”，按《明实录世宗实录》记载：“运军月给米七斗，并漕粮一石，多得五升耗米为行粮”，这点米是不够吃的。到了发放日，还为卫所官克扣。直到万历中期，户部尚书王遴才奏明：“南直运军，月粮多被卫官侵冒，实得不过三五斗。”另由于漕运周期长、风险高，大多数运丁都是“入不敷出”。

更加让大家痛苦的是“贴费”。朝廷为了贴补漕运而默许运军到各地“借办”，这本身就是变相摊派。据《丹徒县志》记载：“漕船过镇，索夫役，索薪炭，索酒食，名曰贴费，实相勒索”。百姓们被那些贪官污吏折磨得死去活来。运丁自身也不能够幸免于这些摊派，很多运丁无计可施，只好卖掉妻儿，以筹集办事的“生活费”；有的在行船途中干起了夹带私货的营生。隆庆四年(1570)御史陈价说，“镇江漕丁，多贩私盐，夹带布帛，沿途售卖，以资衣食”，表现了漕工的穷困潦倒。  

漕工的住宿条件也差，他们大多挤在沿河的“漕坊”和“船厂”附近，多是临时搭的棚户，卫生条件差，常闹疫病。万历《镇江府志》里写：“漕工聚处，秽气蒸郁，夏秋之际，时有疫疠。”官府虽说设了“惠民药局”，可真能治好的人没几个。 

除此之外，漕工还遭受到社会的歧视。在士绅眼里，他们是些“粗鄙”“好斗”的人，尤其是在天启年间，当时镇江文人许汝愚在《丹徒风俗记》中曾记载：“漕丁习于江湖，性悍而贪，每与市人争斗，官府难制。”这种极差的风评，使得漕工的社会地位愈加低下。

四、群体抗争和地方秩序 

日子过不下去，又经常受欺负，镇江漕工开始出现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特别到了明朝中后期，“闹漕”和“哗变”的事件经常出现，搞得当地不得安宁。 

据《明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十二年，镇江漕军以月粮不给，聚众哗噪，毁闸门，殴官吏。”这事是因为欠发漕粮引起的，漕工冲到镇江闸要说法，最后还是巡抚出来安抚，才把风波压下去。

嘉靖三十二年，倭寇来犯，漕运走不了，运丁在镇江滞留了好久，连饭都吃不上。《丹徒县志》里记着：“漕丁数千人，环府衙呼噪，索粮不得，遂焚船厂，劫民舍。”官府只好调兵镇压，几十人死伤后，事情才平息。

万历年间漕工抗争已更富于组织性了，万历七年就因“贴费”太重以致江南漕工与松江、常州的运丁联合起来“罢运”，《明神宗实录》里说“南直运丁，相率停泊，不发镇江，云：‘不除贴费，不复行’。”罢运一个多月，运事停滞，告急书接踵而至，朝廷没办法，只能下令“减些不必要的费用，重新定贴费规矩”，这事才算完。

大规模的“闹漕”前后有七次，每次都跟工钱、贴费、米价有关。而且漕工的反抗也在变——从一开始靠暴力发泄，慢慢变成有组织地谈条件。这背后，其实是国家制度和底层百姓活命需求之间的博弈。漕工们用“集体停船”“冲官署”“烧设施”的办法反抗不公，挑战了地方秩序。 

随着“闹漕”的持续，漕工内部已经显现“组织”的雏形。常年跑漕运，他们按“船帮”“旗甲”结成了互助的小团体。万历年间镇江漕工还凑钱建了“天后宫”，平时同乡聚会、有矛盾可以及时调解，庙里的碑文写着：“同舟共济，患难相扶，立庙以祀妈祖，祈保平安。”这些行为都表明，漕工已经开始有组织地展开自保和抗争，漕工之间有了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漕工和地方的关系也错综复杂。一方面，因“贴费”及其他种种形式的催征，他们往往和当地民众闹得不可开交；而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是当地经济活动的主体之一，漕工有时也免不了做一些小买卖，在京口一带还有些漕工会为当地乡民搬运货物。天启《镇江纪事》便曾记载：“漕丁泊镇，多贩鱼盐，市于河干，民赖以济。”可见，漕工即便是在岸上也不是没有一丝作用。

五、灰色生态和社会整合 

“单身男”有“船娘”“岸媪”相伴而生，“薄责发落”的习气导致弘治府志称之为“闸户多包娼，以充夜泊之费”。万历三十三年拿获“船上窝赌”5起，涉案漕工80余人；隆庆年间御史称“镇江漕丁多贩私盐，夹带布帛”，地方官员多因“柜跺资利”而宽纵慈行，灰色经济已成为一种妥协与默契。 长期互动催生社会关系新的融合机制：

1.军户娶“吴中贫女”，遂有“半军半民”的新聚落形成于七里桥、金鸡岭一带。 

2. 脚夫、夫头积累资产，通过“纳粟”“义助河工”等形式，捐得县丞、杂职，子弟捐监，完成身份跃升。万历《丹徒县志》载：“近闸脚夫，富者捐数十金，便可厕身青衿。”流动群体通过婚姻与捐纳，被逐渐吸入地方精英网络，缓解了对抗烈度。

六、国家治理与地方调适 

面对漕工频繁的闹事，明代官府一方面用强力去控制打压，另一方面也以金钱和恩典等进行安抚。 

“打”的部分主要是加强军权管控，镇江设立了专门的“漕运把总”，主要负责漕船检验以及约束秩序。据《丹徒县志》记载：“把总统兵百人，分巡新河、甘露港，遇有哗变，立行弹压。”甚至把脑袋砍下来挂在河边示众。又如，在“三滩两矶八险”上设“巡检司”“墩台”，夜间加强人员巡查防止漕工生事。 

“拉”，一是制度调整，二是经济安抚。先前说过，朝廷多次“减贴费”“补欠粮”以平息民怨；地方官也考虑到用实际举措解决漕工们身后的问题，如给漕工们盖庙、修水库、设义冢等等。 

隆庆以后雇人为漕工者渐多，甚至于官府也承认有“贫民雇工”。万历二十九年京口闸事变后，总理河道刘东星奏朝廷，获准“每闸增恤夫银二千两”，将夫头、船户议立工价合同，令县佐钤印，如违约即照白抢论处。这是镇江漕运系统有别于过去的创举，在泰昌、天启间推广至徐州、淮安，被视为“以市场契约替代军纪约束”的早期尝试。这时，更多的参与调停者是本地的士绅们，在嘉靖朝发生哗变时，地方乡绅进行了劝说，而万历年间知府王应麟主持修筑“漕工义冢”，收葬客死镇江的运丁，碑文中这样说道：“魂有所归，人知所劝，亦治道之一端也。”这样就出现了“官—绅—民”的三方互动来维持最下层的稳定与社会基层的运行。 

然而，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漕工问题。随着明末财政危机加剧，漕运体系日益崩溃，漕工群体的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崇祯年间，镇江漕船“十船九空”，运丁逃亡殆尽，昔日繁忙的漕运景象不复存在。 

七、结语 

明代的漕运系统是国家的经济命脉，而漕工群体是维系这个经济命脉的血肉之躯，但他们却长期处于贫困、压抑与被歧视、被边缘化的境地。其生存困境、群体抗争与内部秩序，不仅揭示了明代社会结构的脆弱性，同时也反映了国家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异化与失效，这也是明王朝走向末路的社会根源之一。

作为漕运枢纽，镇江漕工群体的演变，是观察明代社会秩序变迁的窗口。从早期的“军运”到后期的“民运”，从被动服役到主动抗争，漕工群体的角色不断演变，其和国家、地方、市民的关系也日益复杂。这个群体的存在，既支撑了镇江的繁荣，也埋下了社会动荡的隐患。 

参考文献

1. 《明实录》，中华书局影印版。

2. 《明会典》， 明万历刻本。

3. 《漕运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

4. 《丹徒县志》，清光绪七年刻本。

5. 《镇江府志》，明万历刻本。

6. 《明史.食货志》，中华书局点校本。 

7. 王剑：《明代漕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 滕德永：《明代漕军制度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7月。

9. 韩祥：《明代江南漕运与地方社会》，刊载于《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作者为镇江市汇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